五纪文光耀彩云之三 龙楼凤阁 皓月中天 和平县嘉庆至民国年间诗文概述
□叶力为
自清嘉庆后，和平考取贡生的有96名（注：不包含例贡。下同），举人7名，进士2名。虽然只出了两个进士，但在和平进士行列中的名气却是最大的，一个是嘉庆己未（1799年）科第67名的徐旭曾，另一个是嘉庆戊辰（1808年）科第135名的曾冠英。曾冠英是和平县首位进入翰林院的庶吉士，他虽然曾在山东省肥城任知县，但因其为官清正，身无余财，所以辞官后有段时间在惠州开馆收徒假以维持生计，令人唏嘘。曾冠英的生活虽然节俭，但因其学问深厚，刊行的《溯泗斋》被世人推崇。
徐旭曾是徐廷芳的曾孙、官至中书徐延弟的儿子，自幼聪颖好学，十三岁即参加县试。时任广东学政的翁方纲阅卷后对徐旭曾的才华感到非常诧异，拍案称奇，当即裁定为全县第一名。但徐旭曾可谓大器晚成，在乾隆五十三年（1789年）拔贡，时年已是38岁了。次年赴京，直至1792年于顺天（今北京市）中举，再经历7年后，方遂心愿高中进士。
不管是游历还是出仕，徐旭曾都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在自序诗集《梅花阁吟》中说“因殳荒秽，留十之二三，依岁月编为六卷”，也就是说，诗集收录的325首诗仅占其创作总数的两三成，可见其创作数量之巨。
徐旭曾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在《丰湖杂志》上首次提出并解释了“客家”这一概念，被学术界誉为“客家宣言”“客家学说的发轫之作”“客家研究开山之作”。徐旭曾之所以能首先对“客家”族群进行思考和研究，一是得益于丰富的阅历，二是得益于其长期形成的独立思考习惯。徐旭曾在15岁时即随叔父徐延翰宦游海南，后游历惠州、广州及江西的广信、南昌等地，进京后游历河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其间曾特地到正平寻找祖地。丰富的游历，为他的学术提供了充足的佐证材料。
徐旭曾不但具有普通文人墨客的逸致雅兴，而且关心时事，交友推心。如听到黄河决堤消息后，便写下了《河决》，当决口修复后，又写下了《喜闻河复》。徐旭曾与翁方纲、朱嗣韩、宋湘等交谊很深，堪称知己，其诗作与三人多有唱和，可见交情非同一般。
徐旭曾48岁中进士后即得以授职，先后任户部福建司和四川司主事、顺天乡试外帘官等职，虽然相对于其祖徐廷芳60岁方得授职来说，年纪尚算年轻，但也逐渐进入老年行列了。由于家乡情结一直在心中萦绕，所以徐旭曾仕途进取心并不强烈，这在其诗文中可见端倪。出于对教育的挚爱，徐旭曾以“归伺慈闱”为由，辞官南归后并未直接回家养老，而是先后受聘顺德凤山、广州越秀、惠州丰湖三大书院任教。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徐旭曾在离开风山书院转到越秀书院任教时，顺德的学生大多追随他“转学”到越秀书院，导致了凤山书院生源不足、越秀书院则近乎人满为患（“担琴书随杖履来者，彼空而此满焉”——语出《越秀书院记》）的状况，其受社会推崇的程度可见一斑。据民国和平县志记载，贝墩的杨秋碧不辞艰辛拜师求学，追随徐旭曾在凤山书院和丰湖书院攻读五载，终得恩师真传，在道光乙酉年参加由廪生选举拔贡的科考时，“学政白学士镕评其"孤灯寒照，尔诗谓一气挥洒，情景兼应。"推此卷为巨擘（第一名）”（语出民国《和平县志·人物》）。杨秋碧的成功，离不开徐旭曾的多年栽培，他也没有辜负徐旭曾的期望。杨秋碧后在和平的龙溪书院任教，不但桃李满园，常有建树，而且还主持维修学宫，为和平的教育作出了贡献。
由于徐旭曾的博学善教，广育英才，民国版和平县志评价其“政教广及，誉望尤隆”，是恰如其分的。
民国县志收录了徐旭曾诗4首。品读徐旭曾的诗歌，得知他的诗歌创作除受家族和恩师翁方纲影响外，于典籍中汲取营养最多；从构思和用语看，甚得白居易的精髓。如《龙华寺》的“咒钵曾闻制毒龙，戒坛明月正中峰。青鞋乌帽闲来往，那问阇梨饭后钟”。用语自然清新而富有禅意，“那问阇梨饭后钟”与白居易的“不知转入此中来”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内容上看，家乡之情、好友之谊贯穿始终，而家乡情怀恰恰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溯源徐旭曾的思想脉搏，可以感受到根植于他骨髓之中的客家文化的种子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在思想的沃土上一夜发芽长大并绽放出“客家”这朵绚丽之花，实是水到渠成之事。如：他在《兴隆竹枝词》序中说：“薄宦三年，离乡十载。每忆某邱某水，总在家园。谁云宜雅宜风，依然蛮语？聊效竹枝之制，传梓里之谈。姑言姑听，不是苏髯说鬼；孰醒孰醉，休从屈子销魂。知予者，未尚非一片婆心；作偈时，何处是千层佛面？乡邻风俗之美，言者无罪乎！土音筝笛之操者，足以戒矣！”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对家乡的思念，一山一水总在心中；另一层是最后二句“乡邻风俗之美，言者无罪乎！土音筝笛之操，足以戒矣”（意译：我赞美我家乡的风俗淳美，应当不会有过失吧！有人说我们南方的语言如筝笛难听，属蛮语土音，说这样话的人实在是刻意曲解和无理嘲讽，你们可要注意收敛，别再瞎说了！），对家乡风俗（包括语言）的赞美，正告那些对客家人带有偏见的人。《丰湖杂志》与之如出一辙，可以说，这是“客家宣言”交响乐章的前奏。
徐旭曾的上辈皆为博学高才之士，父亲徐延弟是举人，叔父徐延泰和徐延翰分别是进士和贡生。严格的家教，诗书的熏陶，辅以勤奋上进、博览群书，徐旭曾的眼界自然高远。徐旭曾随叔父宦游海南时，并没有住进舒适的官衙，而是寄宿于北郭榛莽之中的旧塾瓦屋中。因士人稀少，语言不通，日夜听到的只是波涛鼓荡与风吹竹树互相争响的声音，身边只有一套唐宋八大家的文选、一套全唐诗及他父亲评论近人诗歌的几本书卷。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徐旭曾仍然没有荒废学业，而是晨夕诵读。随着学识的增长，徐旭曾不时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开始写诗，此后便一发不可收，读书写作伴随终生。徐旭曾文习唐宋八大家，诗步唐人，萃取的养分不要说在清代，就是在今天也是文学殿堂中镇室之宝的精华，取法乎上，他的诗文成就可想而知。清代中叶广东出版的诗歌总集《岭南群雅》收录了徐旭曾11首诗，主编刘彬华对徐旭曾给予了高度评价——“风韵萧疏，尤工五言什篇”。
和平县在嘉庆朝24年间，共诞生了20个贡生，9个贡生出自下车徐氏，加上徐旭曾高中进士，一时兴盛，远近难有与之比肩者。但自道光年间开始，县内各镇紧追县城、下车、林寨、彭寨等文化发达地区，特别是潭江流域下游的贝墩、古寨二镇更是异军突起。道光后，全县出了举人2名，其中一个出自贝墩；76名贡生中，贝墩有12名、古寨（含安坳）有10名，两个镇占全县总数的比例近三成之多。这一现象与教育的发展关联最大，但也与下车徐氏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潭江流域下游的贝墩、古寨及贝墩、古寨间的文化交流密不可分。如前面提及的杨秋碧拜徐旭曾为师；再如：贝墩鹤溪（今南坝学东）萧氏与下车徐氏建立了姻亲关系，贝墩萧钟华（举人）是古寨（今安坳梅林）林适中（举人）的女婿。姻亲的关系必然会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携手并进。
在嘉庆至民国期间，和平士子显然对教育情有独钟，不恋仕途倾心学校者比比皆是。贝墩的凌开先、凌开蔚兄弟都是出仕未几便辞官从事教育工作。凌开先曾任县督学局局长和师范学校讲习所所长，为和平现代教育的普及废寝忘餐，以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萧钟华则干脆远避“官气”，终生以做学问和从教为乐。这些人都不为物累，而心志专一，故诗文拔萃。可惜在县志文征中，该时期的文收录不多，最为出色的是凌开先的《兴复龙溪书院议》，该文引经据典，说理透彻，纵横开阖，笔力雄健；可惜的是，县志收录凌开先的作品仅为文一篇，诗一首，他的诗文集《鹤守楼集》与大多数和平前贤的诗文集一样，如石沉大海，难以一见真容，这不能不说是和平文学艺术界的一大憾事。
县志文征对嘉庆至民国期间的诗歌收录较多，地域分布也较广。收录诗歌最多的作者是长塘镇的刘国贤，他是道光己酉拔贡，因他的儿子刘锡珪也是贡生，所以史称“父子贡生”。读刘国贤的诗歌，会隐隐感受到他的文雅之气，我们仿佛见到一个皓首横泾的读书人在独自行吟。如《结会文社初至仙嶂作》（注：仙嶂，即贝墩镇的仙女嶂）：
巍巍高嶂有幽居，好共良朋读旧书。春色平分千岭阔，月光低傍一窗虚。三生奇石仙踪在，万古长松老干舒。若遇麻姑聊问讯，罗浮风景比何如？
全诗章法老到，起承转合浑然一体，用语自然，情景交融，读来令人心旷神怡，如沐春风。
随着教育的发展，嘉庆至民国期间，和平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民国四年，贝墩诗社应运成立。一个山区乡镇能成立诗社，就是在今天也会被视为盛事，所以组织者广发请柬，邀请周边同仁前来参加诗社成立庆典仪式。时任龙川县知事、江苏省优贡周德馨也收到了请柬，情因公务缠身，所以未能亲自前往参加庆典。他在品读诗社一并寄来的诗稿后，特地复函诗社，极尽赞美之词，情真意切，成为和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纵观和平嘉庆至民国期间的诗文，士子们思接千古，笔赋春秋，为和平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既有如徐旭曾般熔铸学术性和艺术性于一炉的恢弘巨制，也有如刘国贤般纯粹抒发个人旨趣的低吟浅唱。恢弘者若龙楼凤阁，雄峰高峙；低吟者似芳甸葱茏，皓月中天。
五花毓秀，浰水溶溶。这，怎不令人油然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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