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心脏 千年争伐 河源东江军事重镇
原图现藏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
河源绿水篇⑥
今年春节，暖甚往年，河源市区两江沿岸的宫粉紫荆，不等叶子落尽，已抢先开花，粉红粉白的。早春即开的木棉花已占尽枝头，火焰一般。江河给人带来生机和诗意、财富，而在那并不遥远的年代，同时带来的还有灾难、杀戮。
“河源背枕桂山，面临三叉之水，形势险要，常为兵家拉锯争夺之地，河源人民受了许多兵燹，曾无数次"陷城"。具体而言，河源"县属重山叠水，甚少平原，为东路交通必经之地，即东江流域之中心点也。水道迂曲，或浅或深。山岭绵亘，路多羊肠小径，故属内要隘特多，在军事上固有相当价值"。”（《广东河源县兵要地理参考书》）
有四通八达的水路和作为粤东北门户的地理位置，使河源两千多年来都是交通重镇。因交通的便利，河源又成为军事和商业重镇。因为是军事重镇，各方势力便你争我夺，河源人或首当其冲，多受池鱼之殃，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是交通和商业重镇，河源人又从中受益。
【第一节】王阳明俞大猷殷正茂都来“平乱”
清同治版《河源县志》记载了自元以来，河源一直都不甚太平。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河源县出了个厉害人物李满林聚众造反，后被东莞人何贞（真）带义兵征讨平定了。
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有土豪曹文昌、土贼黄四哥等先后造反、作乱，宏治、正德年间有山寇屡屡扰城，兴宁大帽山残寇窜入河源劫掠。和平有名的池仲容，也曾带兵劫掠河源城，后被王阳明计破，并因之建立和平县。嘉靖年间，也有几桩“起义”或说“作乱”的事，先是嘉靖六年，和平的曾蛇子倡乱，河源也受到波及，乡民被骚扰，后被都御史姚镆督兵平定。
明朝重农抑商，土地兼并情况严重，遇上天灾人祸，被逼得没路走的壮汉们就啸聚一起，当了流民，靠拳头吃饭。他们多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与口号，组织松散，虽则层出不穷，多数被很快平定。在惠州府，如河源、永安（紫金）、龙川等地，多有银矿、铁矿，且又处在“官府号令不及”的“三不管”地带，则多有从外地涌入的流民、矿工“倡乱”。
《明史·俞大猷传》、《明通鉴》等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河源剧贼”李亚元、朱廷福等联络了广、韶、惠三府的河源、翁源、英德、从化、和平、龙门等县，率部攻打河源、和平诸县，总督吴桂芳等调集十万官兵，分为五哨，报请朝廷起用被解职闲居的俞大猷，让他统领官兵进剿。河源一些乡民，因为很反感李亚元等人对他们的生活生产造成破坏，也当了“志愿兵”。俞大猷用反间计生擒“贼”首李亚元，俘斩一万四百人，夺回被贼劫持男女八万余人。得胜后，俞大猷令人在今源城区望郎回、连平县田源镇的两处石壁上刻字记载，一则以记功，二则以震慑“乱民”。
隆庆六年，唐亚六劫掠河源城，流窜多地，被明朝名将殷正茂带兵平定了。万历八年，“矿徒”鲍时秀前后割据龙川、河源界义都猴岭30年，殷正茂也曾前来征讨过，鲍时秀因“兵力不足”而招抚之。但鲍当时虽降，后来又叛出河源，直到万历八年（1580年）左右才被提督刘尧诲生擒，其他跟着鲍时秀的还活着的人，也都“乞为编民”，入籍了。
到了清朝，仍旧不太平。清顺治三年（1646年）6月，河源县南湖人赖隆与朱良化、古贯一等率领农民起义，攻陷河源县城。9月，总兵闫可义带兵追杀，赖隆等被杀者不可胜数。
康熙十五年，惠州海寇占了惠州府城后又到河源来劫掠。在明朝已被封矿的河源密坑，到康熙三十八年还有矿徒“窃据”。
太平天国兴起之时，咸丰四年（1854年）农历八月十五，“西江逆首”翟火姑攻破河源四方围。十七日，率一万多人头戴红巾，无视微雨与南风，攻陷河源城，游击塔明阿战死。翟火姑占城至九月十二日，率军返回西江，县城由邓阿养、刘日隆等占领并管理。此前几年，灯塔承前人杨石秀还抓住了带兵围剿他们的河源知县施禹泉，施当时被放回，但他命途不济，还是死于翟火姑之乱。十一月，新任知县曹廷章到任，会同萧云亮、罗昆英、林定光等当地人攻打邓阿养等，邓败，在逃匿之所被火攻，幸存者逃入东埔，由回龙再逃至平陵，余党皆散。
【第二节】粤桂战事，河源沿江各乡镇受害极惨
在民国初年的第一、二次粤桂战事中，河源数次被陆荣廷的桂军夺取，又数次被孙中山部下陈炯明粤军克复。
自1916年起，桂军窃取广东数年，到处劫掠。
河源因地势险要，首当其冲，此所以受害最惨，与惠阳有关。而粤军于此地得失者凡三次，因此受的兵灾又比惠阳更甚。1920年，河源绅商学界泣撰《桂贼摧残河源之呼诉书》，描写当时惨状：“桂屏槎水，三乡尽为沙虫猿鹤之市，万籁俱寂，百里朱殷，吾不忍言矣。死不获埋，生无所归，吾不得不言矣。吾今忍心含泪，将当日被灾情形，择要以告于仁人君子之前，以明真相而乞矜怜。”
1916年3月，桂系头目刘达庆率军进入河源，占驻上城三江学校。不久，与江永隆、卢炎山等，与败退之卓桂廷合兵一处，共有六七千人，在河源由县城以上，沿大江一带连营七十余里，所有东埔、黄沙、石头角、古云、中心村、琮峒、独石、木京、钳颈、仙塘、下屯、久社、黄田、蚊坑、石鼓坑、蓝口、南湖等处，悉在战线之内，无一不为桂系贼兵所蹂躏，焚铺屋、掠财物、效兽行，无所不用其极。较繁华的义合，店铺百家被焚掠无遗，虽半叶门扇、瓦质水缸，必毁坏然后去。而其最残忍、最无人道者，则莫如在石鼓坑，将被杀害者的肉片架于沿路树枝，其地臭气达数里之外。在东江沿岸，处处都能看到被杀戮而死的尸体。
第二次桂军再占河源，在江边狗比沥之役，战争尤烈，交战者足有万余之众，历半月不息，逢人便杀，逢屋便焚，如南湖墟及香车、八兜竹、响水、黄扎洞、林万、高凹、高岭顶、白岭头、章田（今庄田）、灯塔、骆湖、曾田等乡，悉荡然无存，而人民逃避不及者，皆及于难。其败退时，凡其经过之地，如四方围、白田、七砦、高埔、高坭郁、三家村，及博罗属之埔前、石坝两墟，或焚或掠，任意为之。在离城六里的石峡，残杀逃难人民十余口（1920年11月20日《香港华字日报》）。当年前辈乡人遭受的种种苦痛，即便今日看来，听者亦不能不为之潸然泪下。
1920年9月9日，粤军许崇智、邓坚攻占河源县城，桂军沈鸿英、李振源败走。9月28日，李振源率海疆军企图反攻河源，为许崇智所败。
【第三节】讨伐陈炯明：河源处战事之生死关头
1923年至1925年上半年的“第一次东征”，叛变的陈炯明占据东江重镇之惠州、河源、老隆等，控制了东江流域。
1923年的东江，还当了一回信差。当时陈炯明设总部于老隆，以柳城作第二防线，以河源为第一屏障。陈军守河源的，为李易标、谢文炳两部。战斗打得正酣时，陈炯明调了得力部将林虎部来援，又怕河源陈军不能坚守，因彼时电报不能通行，竟想了个办法，用竹签大书“坚守五日必有援兵”字样，由老隆顺流以至河源，盼望像大海的漂流瓶一样，被陈军拾得（1923年10月13日《大公报》）。
“河源一带，为战事之生死关头，偶一不慎，可以全军覆灭。”为何？因其地势。河源县城处于粤东北部，进攻者若由南路前进，守城者必弃城，而分兵两翼，西由回龙、平陵（今龙门）冲出，东由古竹、观音阁包抄，进据河源之军鲜能幸免。因此，历次东江战役，如莫荣新部之李根源海疆军，覆没于此；许崇智之东路军，克河源后即中敌计而致溃败。
此次东征湘军打败陈炯明后，陈炯明也有样学样，弃河源城而从事大包抄，好在湘军人数尚多，陈军尚未敢反攻，但连日分路包抄之势已成。因此，湘军占据了河源城后，大部队不敢再前进，留湘军第一师方鼎膺部守城，其余第一、第二军在中央策应，以第四军吴剑学部由响水进驻柏塘，向河源之东警戒，以御河源陈军左翼包抄之师，以第二军、第三军向回龙进军；第五军陈嘉佑部由龙门、平陵迫进回龙，以御河源西北掩至之敌。（1924年4月29日《申报》上海版）
左翼湘军自克复河源后，全力攻打回龙、锡场等处，其后第五军陈嘉佑部之某旅，因为不谙地势，引兵深入，损失颇巨。后得宋鹤庚由河源移师前往救援，才将陈炯明军李易标、黄任寰部击退，并乘机渡新丰河，以便围攻南湖。
但要渡江，谈何容易。新丰江之北岸，后枕高山，陈军以六千之众分扼各险要，湘军很难进取。且新丰河西岸相距虽不远，但水流甚急。湘军渡河进攻已不下三四次，陈军死力相拒，湘军始终不能飞渡。宋鹤庚于是下令各军，于军中挑敢死队千人，激以重赏，令徒手渡江，与陈军肉搏，以占领敌人左岸阵地为目的。先期准备竹排木筏，以为运载士兵之用，于5月2日布置完毕，下令前攻。鲁涤平部炮兵在后方发巨炮，掩护步兵渡江。然而陈军雄踞岸上诸山，以机关枪扫射。湘军敢死队冒枪林弹雨而进，前仆后继，死伤枕籍。由晨战至午后，才将北岸陈军阵地夺获，陈军畏慑而退。湘军渡江后仍冒白刃，仰攻山上陈军，以夺其险要。此时陈军恐敌人分兵向后路包围，遂弃各高地而去。是日下午四时，湘军遂完全占领新丰江北岸。是役湘军共死亡四百余人。（1924年5月14日《申报》上海版）
在这些战斗中，谁掌控了东江、新丰江以及沿江山势，谁就掌握了大局。
两江常常用来运兵运饷。自1927年9月1日起，国民党东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第十一、第十三及新编一、四各师出发东江，堵截中共叶挺、贺龙部队南下。出发东江各军，由省乘广九火车到石龙后，即转乘民船赴惠，并即溯江向河源前进，在河源集中，然后候命转赴潮梅各属。（1927年9月13日《香港华字日报》）
【第四节】
日军轰炸东江
断我对外交通
在抗日战争时期，河源经常受到日机轰炸。东江惠阳、河源一带，民国时为广东省交通孔道，商民来往日众。从当时东江的地理条件与敌我力量的配备上来看，东江的前线是惠博，心脏是河源，龙川、连平、和平是后方（当然不是大后方）。（饶秋美《艰苦战斗中的东江》，载1939年6月9日《申报》香港版）
日军为阻断我东江对外交通，因此惠州、宝安、海丰、河源等地月来均遭日机轰炸。1939年11月22至25日一连4天，河源、龙川、海丰、连平各县均被日机轰炸。其目标大部集中在公路沿线，破坏我交通，居心极为明显。（1939年12月1日《香港工商日报》）
1940年5月初，日军飞机频繁侦察、轰炸东江交通线各城。东江之交通线路为沙鱼涌—淡水—惠阳—河源—老隆，上游为河源、老隆（1940年5月13日《香港华字日报》）。日机两次大轰炸惠州城，前后共投弹七八十枚，炸沉“连太”、“源源”、“汇英”三条电船，焚烧木船驳艇等共50余艘，炸毙人民旅客180余人，重轻伤200余人。这连日的轰炸，造成东江电船停航，惠州至河源、及惠州至老隆两段航线被迫停航，后改用木船行走。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分子。广东中共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接到上级指令，开展了大营救行动。东江游击队护送茅盾等文化界人士越过日伪军的封锁线，抵达惠州，再由东江水路途经河源护送到老隆。到达老隆后，后东特委和龙川县委通过统战工作关系，为撤退的文化界人士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并为他们办好《难民通行证》，将他们安全护送到韶关，然后转移到桂林、重庆等地。此事史称“省港大营救”。
1945年4月，盘踞各战场的日军节节败退。占领广东省东北部的日军为加速兵力集中，企图会师以作最后挣扎，于是分三路向北撤退，一路从韶关一带窜犯湖南省境，一路从新丰、龙门窜犯江西，一路从东江惠州、博罗窜犯河源，企图通过忠信、连平各点，与江西赣南之敌会合。
日军联队长犬养二郎，带着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属下的几个联队残余数千人（包括途中被抢掠来的民夫），拖着残留的辎重进犯河源城。当时并非前线的河源没有重兵驻守，犬养二郎把这数千倭兵分成三路：第一路约2000人，由汉奸徐武东（惠东蓬亭人）当向导，从火簕山经葛藤林小路直窜阿婆庙，利用江河水涨，乘橡皮艇强渡北岸，包抄我军。第二路乘坐抢来的20多只船，挂起“红膏药”旗，从水路进逼。第三路走陆路，步炮兵600人和骑兵200人，沿河博公路直扑河源。第四区保安司令黄铮与县长马克珊共约不足2000人分兵拦截阻击并固守，河源的江河和城内都成了修罗战场。因敌众我寡，后无援军，县城失守。14天之后，这股日军随投降大潮北去，直至离开中国，满目疮痍的河源城开始了重建。
在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河源是军事重镇，国民党派有重兵把守，河源县城的解放较老隆、和平、紫金、连平等县迟了几个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平的阳光照耀着整个中国。河源作为东江军事重镇的作用已经消失，所保留的则是其东江交通重镇的地位，并开展了迄今为止70年的热火朝天的经济社会建设。
本报记者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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