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讹诈行为变成低风险“买卖”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
有网友为大学生的行为点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既保护了自己，又做了好事。”但也有网友表示不解，“做点好事都需要留证据？” 有专家认为，拍照再扶行为，背后反映的是社会诚信的缺失与制度的焦虑。
这则新闻令我心有所动，是因为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则发生在数年前，但最近不知为何又突然被刷屏的事件。湘潭市民王某骑车与一辆三轮车发生碰撞，三轮车不小心碰到一个老太太。骑三轮车的妇女怕被讹，溜之大吉。王某主动扶起老太太，谁知老太太一把抓住他，说是他撞的，要上医院。王某无奈，送她上了医院，并交了1000元准备息事宁人。但没想到从此陷入连环索赔。最后，当老太太一家提出赔偿20万元时，他崩溃了，以自杀了结。
这样的悲剧并非孤例。几年前，河源市东源县漳溪乡村民吴伟青扶老人送医后，却被指认为肇事者，自认无处申冤的他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自杀身亡。直到这时，当事老人才改口承认是自己摔倒在地，与其此前的说法截然相反。
多么沉痛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几名大学生先拍照取证后救人，是再正确不过的举动了。只不过，这样一种“正确”，却验证了社会的巨大荒谬。当社会信任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我国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此外，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除一些人救助他人时的后顾之忧，但更需要着力的是，对任何讹诈行为采取不宽恕的态度，进行顶格惩罚，而不是使之在和稀泥式的调解下，变成一种低风险乃至无风险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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