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流域河源人口消长史（上） 秦风汉月中逐水而居聚邑成城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是王阳明的名句。把“花”改成“东江”或“东江流域”，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有把自然地理概念的“江河”放到“人”的眼中观之，江河便赋予了文化上的意义。
人类总是逐水而居，东江流域亦如是，但因地处五岭之南，地僻瘴深，自先秦至宋，人口一直稀疏，移民不多，曾是犯事官宦流放之地。直至北宋靖康之难后，中原汉人不断南逃至闽、赣、粤地区。明初人口数量降至极低，大抵因元朝及元末明初的战乱所致。清康乾年间，由于取消了部分丁口税，又出台了新垦田地不加赋税的优惠政策，这里的人口开始快速增长。
河源是东江上游代表城市
东江为珠江支流之一，干流长562公里。东江流域地域广阔，面积3.53万平方公里，包括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安远县、定南县、龙南县、全南县，广东省河源、惠州、东莞、深圳、广州（增城）、韶关（新丰）等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遍及两个省、一个特别行政区、七个地级市、二十多个县区，其中约90%即3.18万平方公里在广东境内。
东江流经惠州辖区约180公里，其中流经博罗县的达147公里。东江流经河源市境内龙川、和平、东源、源城和紫金等县区，长193.6公里。河源的东江、北江、韩江三大流域中，东江流域面积13737平方公里，约占全市面积的87.3%，是名副其实的“东江明珠”。
自秦设龙川县以来，今河源市各县的行政区划多有变动。河源处地东江上游之畔，以山地、丘陵为多；中游城市以惠州为代表；下游多平原、谷地，城市以东莞为代表。
据《近现代东江社会变迁研究以惠州为中心》统计，东江流域有166座城镇沿江布局，8座城镇临海分布，靠河临海的城镇占城镇总数的85%。
先秦：东江流域与长江流域
有一定的文化交流
在秦朝征服南越之前，东江流域今河源辖区一带，很早就有了人类的生存与生产活动，这在上期《溯源》一文中已提及。
考古发现，在先秦前，岭南地区是越人的聚集地，古龙川（包括现在的河源市）物华天宝，是岭南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考古资料还证明，在先秦以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古龙川大地就有了人类活动。正是有了早期的人类不断探求文明活动，才使古龙川成为岭南文化萌动的沃土，成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虽然是在遍地蛇虫鼠蚁、巨兽出没、瘴疬横行的新石器时期，但古龙川人没有停下探索文明的脚步。龙川荷树排遗址出土的纺轮、和平及龙川多个地方出土的越国贵族使用的米字纹陶、佗城坑子里出土了陶器鸡形壶等等，这些出土文物，表明即使地处华夏边陲的岭南地区的河源大地，也与岭北的吴越之地保持交往，间接地接触了中原文化，逐渐催生文化嫩芽，并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汲取多方养分茁壮成长。
许多证据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百越族及其先民便同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人民就有了文化交往。来自江浙一带的越民，杂居于瑶（古时常作“猺”）、苗、高山等少数民族间。在紧靠东江流域的汕尾田墘出土的石琮和玉琮，经鉴定是华南新石器晚期的产物，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在连平忠信出土的虎钮铜椁于，据考证是最早使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类器物。龙川丰稔牛角塘山等处发现的战国遗址，亦说明先秦时东江流域一带已有了一定数量的人口。
1月15日，因万绿湖水位下降，河源在离市区约6公里处的新回龙镇发现了一处夏商时期古人类活动遗址，采集了夏商时期石锛9件和110余件六种不同纹饰陶片。
2200多年前，赵佗带着秦人从东江上了岸
节日的东江边河源文化广场，总有很多休闲的人。穿过文化广场的草地走到东江边，却又让人体会到两千多年前齐国临淄的那种繁华，几乎都要摩肩而行了。他们或疾步走着，两臂曲起，在身侧快速摇动；或悠悠地与友人聊天。有的带着小孩子，有的骑着单车。江边吹着微风，对面江岸的灯光倒映在江水上，微微地影动。江边夜行的人，看得出日子过得都很惬意。
2200多年前，住在东江边的稀稀疏疏的古龙川居民，惊魂不定地看着黑压压数也数不清的人蜂涌上了岸。他们很快就跟着这些人，学会一种全新的农垦技术，还用上了很方便的铁制农具，让自己吃得更饱更好。那是秦始皇派来的赵佗，带着他的文武部属，坐着船，从东江上岸，到达了龙川。
这些百越之地的古龙川居民，性格慓悍，一言不合就会拳脚相向，古籍记载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研究员黄淼章认为，这是原始社会末期部族战争的残存形式。赵佗来到岭南任龙川令后，在龙川推行秦朝的郡县制，引进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农耕技术，随赵佗南下的部分秦军将士也来到龙川，镇守县治和边关要塞，屯垦戍边。
纵横交错的珠江水系，使古龙川在水路交通上具备方便快捷的良好条件，百越先民早就善于利用舟楫在江河航行。秦汉在平定百越、南越战争中，也派遣了大量“楼船之士”，通过水路挺进南越地区。
被委任为首任龙川县令的赵佗，究竟是怎样来到龙川的呢？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曾到江西、福建实地考察过。他认为，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连接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支流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仅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从这里便可直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由此地进入广东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汉代以后，东江南北交通的枢纽位置2000多年来未变。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明统志》说“湖汉水”水系状况时提到：“又二百五十里，至广东县界，为东江。谚曰："赣江九十九条河，却有一条通博罗"，谓此水也。”
东江、韩江流经之地，包括了古龙川的大部分地界。据《广东通志》载，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宵、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按，为粤闽赣）咽喉，四州门户”（嘉庆《龙川县志》），乃当时“水陆之要道”。专家史为乐甚至认为，当时龙川县的范围是否仅限于此，或者说，赵佗初期控制的地盘是否仅在此范围内，还很难说。因为由龙川向北，沿东江及其上游之寻乌水至今江西省寻乌县，当时赵佗通过水道很容易控制这一带。所以，古龙川很可能包括今寻乌县地。另据《清一统志》记载，今粤北仁化县北九十里城口镇有赵佗城，所以古龙川的西界到底在何处，也值得研究。
王子今认为，龙川置县，最初就有不宜忽视的交通意义。龙川是吴国人南下通路，而且，在晋人以“吴”为基点的认识中，龙川的交通地位无疑被引起重视。王子今认为，如果贡水和寻乌水至东江联航的推想成立的话，则龙川秦城的军事交通意义也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
古时许多连结东江水系和赣江水系的交通线跨越分水岭的各隘口，其中著名的是东江上游寻乌水与赣江上游贡水支流相水之间的分水岭，叫筠门岭(又称军门岭)，岭上有盘古隘，两山对峙，自古是构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粤东地区的重要通道。
据王子今考证，赣江通道与东江通道古来可以沟通，而龙川在这一交通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江西安远，北流的所谓安远水（今称濂江）与南流的寻乌水和定南水上游之间，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左右。龙川向南，则是可以直接通达番禺（今广州）的深阔的水道。显而易见，龙川就成为当时以水路交通为主的联系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
聚邑成城：人口渐成规模
年轻的赵佗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公元前214年，赵佗站在山峦密布、水道交错的古龙川大地上“登山望景”，考察多日，最后确定将今佗城“嶅湖之东”作为龙川治所，夯土构筑了一座周长约800米的龙川治所。对这个意义重大的选择，很多专家学者都为之分析原因，找寻其中的答案。
唐僖宗时龙川邑人翰林学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一文中写道：“南越王赵佗氏，昔令龙川时，建治于嶅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
佗城三面环山，东临大江，江水如龙流动，群山似虎眈眈，且处于古龙川中心地带，可利用水道到达龙川所辖的绝大部分地区，进可出江西通往中原、西可至梅关、东可达闽越，南可扺南海，退则易守难攻。同时又处于古邑龙川的中心地带，便于管理（黄淼章）。
复旦大学教授钱林书也认为，赵佗在龙川县西南的东江西岸筑城（今佗城）为治所，交通方便是最重要的因素，可利用东江水道直达南海郡县治番禺，也可以通往整个东江流域。
学者吴凌云亦认为，龙川战略位置在秦汉乃至近代都是相当重要的，它是广东的门户，是沟通岭南和中原特别是江西、浙江等地的又一枢纽，这可能是秦始皇、任嚣在关键时刻对赵佗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赵佗所筑的佗城旧址，后来人们称之为龙川故城（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尉佗城（宋苏辙诗）、龙川城。后来赵佗又在乐昌建了今称“赵佗城”、“仁化城”，英德、清远“万人城”等。
在龙川的六年里，赵佗在龙川推行秦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引进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农耕技术，既致力防范“好相攻击”的越人反抗，又采取“和辑百越”、“汉越杂处”方针，从尊重越人风俗习惯开始，提倡汉越平等，极力安抚越族。他劝导士兵在当地养儿育女，促进汉越同化；为让南下将士在南越大地上安居乐业，赵佗上书秦始皇，请求派遣没有丈夫的女子到龙川，“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便征召了1.5万名女子前往南越。
“赵佗主要活动虽在越都番禺，但在此之前，他作为龙川县令，积极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把龙川经营为东江流域一个先进地区并产生深远历史影响，其功不可没。”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史地学家司徒尚纪在仔细研究赵佗经略龙川与东江流域早期开发后得出这个结论。
人口稀少：唐代尚有大象在东江流域漫步
秦辟南海郡后，汉民南迁东江者慢慢多了起来。
秦代最早移民龙川的，是跟随赵佗的士卒，有一部分留在了龙川。这从唐代韦昌明的《越井记》中可看出：“又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历三十五代矣，实与越井相终始。”韦昌明自云，自家祖上是从“陕中”迁来龙川的。据查，陕为春秋时的晋地，战国属魏，属中原地区。
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这“中县之民四家”，为赵、韦、官、任四姓。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国被灭，南越改设九郡。此后，中原地区因灾荒、战乱以及王朝政策更迭等原因，诸多北方族群持续长时期南迁。但直到唐代，东江流域的人口仍然稀少，唐刘恂曾有“潮、循多野象”（《岭表异录》）的记载。在南越国时期，野象曾被进贡到汉廷。直到乾道七年（1171），潮州还有野象。
在两千多年来的王朝更迭中，经常血流漂杵，十室九空。有时战乱能持续几十上百年，影响数代人。时常发生的灾荒，也使人们生活难以为继。为苟全性命、延续后昆于乱世，中原士族、中下层人士陆续向南迁徙，“衣冠南渡”，很大一部分人经东江出赣徙粤，分据各地，在时间的长河中形成岭南三大民系——广府、潮汕、客家。汉族七大民系中，岭南占其三。
唐宋时期，“岭南瘴疠地”成了唐王朝中央犯事官员的流放之所。据不完全统计，自唐中宗景龙年间起，就有10多名大臣被贬谪到循州。其中，仅唐朝宰相就有4人：杜元颖、牛僧孺、张锡、崔沆。若加上一个当年不是宰相、后来当了宰相的郑畋，就有5位唐朝宰相到过循州。武将有左金吾将军李道古，义武军节度使浑镐，沧德宣慰使、谏议大夫柏耆等；文臣中不乏大学者，如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李翱，博闻强记的陈谏，太常博士闾丘均，还有随幕主郑亚前来的大诗人李商隐。
在宋代，被贬到循州的有苏辙、宰相吴潜等饱读诗书的大家。在《龙川县志》里，收录了一些被贬来循州的名宦。他们带来的政风文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许多循州地区的百姓和士人学子。
虽然东江流域的开发历史很长，但中上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唐代，东江流域和韩江流域所在的循、潮二州，和海南诸州同被列人口最稀一级，每平方公里不到1户。
宋代以后，东江上游地区人口密度仍然较小，但在慢慢增加。北宋靖康之难后，金灭北宋的十年以及金人统治中原的数十年间，为避祸，中原汉人持续南逃，大部分到了闽、赣、粤地区。明初人口降至极低，大抵因元朝及元末明初的战乱所致。满清康乾年间，由于取消了部分丁口税，又出台了新垦田地不加赋税的优惠政策，人口开始快速增长。有关此情，下期再述。
本报记者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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