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凌峰:愿做一块“募师支教”的铺路石

深圳晚报 2018-11-23 05:15

许凌峰湖南衡阳人,1963年出生于衡阳井头镇。深圳市华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募师支教事业发展促进会会长。1988年从内地来到深圳,白手起家,先后资助398名失学儿童及大学生。2005年被评为“2005中国公益之星”和深圳“五星级义工”、2007年荣获深圳市首届“义工服务市长奖”、 2015 年被评为“广东省最美志愿者”。2006年2月个人出资近20万元,面向全国招募5名支教教师,被誉为“中国募师支教第一人” 。口述时间2018年9月20日下午口述地点深圳市政协会议室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邱志东实习生 廖舒妹

▲2005年,许凌峰(右二)在湖南塔山资助失学儿童。

2006年,许凌峰(中间挥手者)欢送17名老师赴贵州支教。

小时候,我家里贫困,在成长和求学过程中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来到深圳之后,从最初的保安工作,到成为工厂的厂长,再到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受到许多人帮助,给予了我很多机会,适时的帮助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我只是将别人曾经给我的那份爱进行了延伸。

“募师支教”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离不开深圳企业和爱心人士的不断加入,我愿做“募师支教”的一块铺路石,让这条扶贫助学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无论狂风暴雨还是大雪纷飞,我从未逃过学,40多里的山路,每天都能坚持下来。

出身贫寒,求学艰苦

1963年,我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贫瘠的小山村。在我7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善良的母亲让我学会了坚强、勤劳和勇敢。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9岁, 有一天家里实在是没米下锅了,母亲把我们四兄弟叫到一起,说动了大哥、二哥休学回家务农,让我去外婆家生活及上学。约定好后,我们母子5人的眼泪都不约而同地流出来。

小学毕业后,我不想再给外婆家添麻烦,也很想念自己的家,便回到了我离开3年的家乡上初中。那时的初中学校很少,一般都离家很远,我每天上学来回要走40多里的山路,早上4点就要起床。吃完母亲做好的早饭,便独自顶着还未消失在夜空的星星,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学校跑,经常跌到路边的草丛和水沟里。晚上回家时,一个人翻山越岭,越走越黑,十分害怕。那时的初中只读两年,两年的初中生活虽然很苦,但在这两年中学到了很多知识。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无论狂风暴雨还是大雪纷飞,我从未逃过学,40多里的山路,每天都能坚持下来。

在高中二年级,有一个家庭比较富裕的同学,也许是看我太贫困了想照顾我,就让我帮他洗衣服,洗一件一块钱,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那时开始,我便学会了挣钱,差不多每月可以挣到10元左右。这不但让我交清了学费,还能有钱买学习用品。这种事情当时在别人眼里可能无法接受,但我不仅对那位同学心存感激,而且觉得能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挣钱很自豪。就这样,我艰难地完成了学业。

3个月从保安变成厂长

1988年6月,我带着70元钱来到深圳,当时的深圳还没什么高楼大厦,工厂比较多。朋友介绍我去找松元电子厂的一位厂长,第一次见到她后,我说明来意,她说今天没空,让我明天再来。于是,我第二天又去找她,可她还是那么一句话。就这样,我连续去了5天,终于感动了她。一位办公室主任把我带到工厂的宿舍,让我负责看护住着近100名工人的宿舍,也就是现在说的保安,这就是我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

当保安的日子里我把员工宿舍整理得干干净净,也主动和他们沟通,跟他们打成一片。很快,我的表现被领导们发现,并相互传说。就在我看护宿舍不到20天,一位福田区的厂长主动找到我,再三邀请我去帮她管理后勤,我到她厂里看看后感觉还不错,谈妥一切后,我便向这边的领导辞工了。

到新厂后,我被聘为后勤总管。面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工程师,还有港商,我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少说话,多做事,绝对服从分配和安排”是我自己的基本要求。

3个月后,工厂的老板突然把介绍我来的厂长辞退了,我还担心会不会受到影响,不料老板说看我为人诚实可靠,又从不计较得失,和几个股东一致认为我可以做厂长。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开玩笑,看到老板很严肃的样子,我就答应了,其实当时心里也没什么底气。

在我担任厂长时,工厂不到50个工人。我通过半年的努力,把产量翻了两番,工人也增加到了120多人。而且我们厂的待遇和福利在整个工业区是最好的。3年后,我被福田区政府评为“区优秀厂长”。

问清楚内情后,我心里无法平静,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要资助他上学。

资助同村小男孩上学

1989年春节,我回衡阳老家过年。一天,同村一位12岁的小男孩找到我家,怯生生地问我可否带上他一块到深圳打工。经过一番交谈,我了解到这位男孩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父母亲都患重病卧床不起,家里负担很重,无力供他继续上学。小男孩想退学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问清楚内情后,我心里无法平静,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要资助他上学。当场我就给他学费,还拿钱给小男孩的父亲治病。实际上,资助那位小男孩时,我自己的收入并不高,当时月收入也就两三百块钱,但当时也没有多想。他是我资助困难学生的开始。

除了资助困难学生,从1992年至1998年期间,每年我都会出资数万元为老家湖南衡阳地区修路建桥。2000年,我还为老家地处偏僻山区的静云村建起高压线,静云村的父老乡亲终于有电用了。

援建二六村希望小学

2001年,位于河源市和平县大山深处的二六村还是一个特困村,当时福田区与和平县是对口帮扶对子,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共青团福田区委开展“手拉手”活动,计划在和平县援建希望小学。当时,深圳媒体对此事作了报道,披露了二六村不少孩子因家庭困难而辍学的情况。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消息,立刻萌发了资助二六村贫困学童的念头。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二六村。眼前的一幕震惊了我:寒风像刀子一样穿透破破烂烂的纸窗户,“割”在孩子们稚嫩的脸上,教室很黑,黑板很小,课桌歪歪斜斜。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是教学点更为恰当。没有电,少粉笔,因为这些都要钱。在一间教室旁,我看见一个小男孩蹲在那儿,后来得知,这个小男孩已经辍学,但还是常来学校,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学校。我难以想象,是什么力量在驱动着这些孩子,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也如饥似渴地学习?

离开学校后,我找到村支部书记,提出资助20个学生。让我意外的是,另外一个班还有40个学生面临辍学。考虑到自己的实际能力,回到深圳后马上就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向他们求助。次日,我怀揣着朋友们一颗颗滚烫的爱心资助了这些学生。在朋友的善举下,二六村的希望小学建好了,120多名学生重返校园。

每年,我都会抽空到二六小学看望那些学生,和他们交流。我还会和学校老师交流,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成绩,问问老师和孩子们的生活情况,鼓励老师要努力工作,辅导孩子成才。知道有些老师的工资低,生活也艰难,也会捐钱给老师。

回到深圳后,我在报纸上登广告:面向全国公开招募5名关爱贫困学童的教师赴弥泉乡扶贫支教1年。

招募5名教师赴弥泉乡支教

2005秋天,我出差到长沙,偶然从一家电台的节目中获悉,地处湖南常宁大山深处的弥泉乡偏远贫困,许多孩子辍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决定去趟弥泉乡。

几经辗转来到弥泉中心小学,我听到一件让人更吃惊的事:弥泉乡从来没有出过一个中专毕业生,更别说大学生。其实并非乡里不重视教育,而是因为太穷,请不起好老师。念过小学的教小学低年级学生,念过初中的负责高年级学生。对多数学生来说,小学是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学习阶段。临别时,我允诺一定帮孩子们请几名教师来。

回到深圳后,我在报纸上登广告:面向全国公开招募5名关爱贫困学童的教师赴弥泉乡扶贫支教1年,其中小学语文、数学老师各2名,小学英语老师1名;扶贫支教期间,5名教师工资由我负责解决。

当时这个消息在深圳引起轰动,报名的教师打爆了我的电话。我的行为也引起了深圳市教育局的关注,教育局的人一边着手帮助我策划这次支教活动,一边积极与弥泉乡学校联系。

2006年4月,一支由5名老师组成的扶贫支教小分队正式前往弥泉乡,踏上了为期15个月的山区支教征程。5人当中年龄最大的50多岁,是1所学校提前退休的副校长,年龄最小的是1名24岁的女孩,刚从大学毕业,此前在深圳市是一名导游。也就在这天,我又资助了60名贫困生。

当时的“募师支教”模式是这样的:我与5名被招募的教师一一签订协议,建立契约关系。协议包括:完成两个学期的教学任务,向招募的教师支付每月2000元的工资,为聘用教师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和疾病险。原计划由我个人出资为招募教师购买的50万元人身意外险和20万元疾病险,后来由保险公司给予了赞助。

接收5名招募教师的常宁市教育局对此非常重视,根据当地教师的短缺情况,将他们安排在常宁市偏远的塔山瑶族乡的中心小学和中学任教。在他们的耐心工作下,很多辍学务农的学生又重返校园。

扶贫支教新模式获社会支持

为了吸纳更多人参与“募师支教”,深圳市关爱行动组委会办公室、深圳商报、一批爱心企业和我共同组建了“募师支教爱心联盟”,很快就得到深圳市民和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热烈响应。最后从报名参加支教活动的180多人中,专家评委筛选出17名品学皆优的应招者。

2006年9月,这17名支教老师先后奔赴贵州、西藏支教。17名教师的工资和奖金由“募师支教爱心联盟”共同支付,每位教师基本工资为每月1500元,奖金为每月500元。这种扶贫支教模式很快得到了社会支持并加以推广,加快了提高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步伐。

就这样,从2006年开始,每年有两批“募师支教”志愿者从深圳出发,赴全国山区扶贫支教。基本上每一批我都会去送他们,有时候我也会前往他们支教的地方看一看,只有保障志愿者的生命安全和基本需求,支教活动才能更好地落实。

我只想用爱心,用自己的钱,在能吃饱穿暖的情况下帮助别人,感染别人,或者希望别人也跟我一样帮助人。

资助学生收获心灵上的快乐

曾有媒体说我是一面旗帜,其实我不是一面旗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喜欢过简单的生活。我只想用爱心,用自己的钱,在能吃饱穿暖的情况下帮助别人,感染别人,或者希望别人也跟我一样帮助人。

当我的故事被披露后,有些单位邀请我去做报告,原本我不想答应的,但想想,为什么不通过这个机会让更多人了解贫困山区孩子的状况呢?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可怜的孩子呢?于是,我便答应了。后来,有好多人来电来信要求捐款捐物,有的还希望能和我一起去。

几年下来,为支教奔走了多少个日夜我没有认真想过,资助了多少个孩子也没有认真算过。但是,山区孩子们无助的眼神深深印在我的内心,挥之不去。我自己的力量是微薄的,只是表达了对贫困山区教育的一份关爱和心意。

对我来说,资助这些孩子的收获在于心灵上的简单快乐。这些孩子经常会给我写信,他们亲切地叫我“许叔叔”,什么事情都会和我说,学习进步了,家里收入多了等等。每次接到他们的来信,在字里行间倾听他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收获简单的感动,心里涌动着纯粹的快乐。

用生命把支教进行到底

小时候,我家里贫困,亲朋好友的帮助让我终生难忘;中学阶段,我的老师、同学给予我很多帮助。来到深圳之后,从最初的保安工作,到成为工厂的厂长,再到有了自己的公司,受到许多人帮助,他们给予了我很多机会。如果说,我比其他人多了一点点同情心和更喜欢帮助别人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我只是将别人曾经给我的那份爱进行了延伸。

从“募师支教”的第一批志愿者开始,经过12年的探索实践,“募师支教”行动已成为全国知名公益慈善品牌。这离不开深圳市关爱办、深圳市慈善会、深圳商报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加入“募师支教”的队伍当中,我很庆幸我身在其中,能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山区的孩子,感染身边的人。我相信现在即使没有了我,“募师支教”行动也能继续前进,而且一定会越办越好。

回首在深圳的30年里,我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爱心的力量和助人的快乐,深圳这方沃土给了我发展的机遇和希望,我会用生命把支教进行到底,这是深圳这座爱心城市给予的支持,也将是我自己的坚持。同时,这也是一种心灵的需要,能让我感觉到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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