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纪文光耀彩云之一 化被草木 肇启人文 和平县明代至清朝雍正年间诗文概述
□叶力为
和平县在立县前隶属龙川县,面积虽约为当时龙川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一,但在立县前没有一所学校。大户人家专请教师或将儿子送到外地接受教育,平民家根本就不敢奢望送子上学,黄宸在《建学校记》总结说“政教鲜及”是相当准确的。教育的缺失,加以生存的艰难,衍生了剽悍的民风。据县志载,自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匪患民乱时有出现,其中规模及影响最大的是池仲容和李文彪的起义,给当时社会的管理带来极大的麻烦。官府称池仲容起义“贼巢亡虑数百,而浰头最大”“荼毒三省二十余年”,可以说是朝野震动。朝廷为了靖安地方,在几次进剿失败后,于1517年派王守仁前来镇压。1518年,王守仁在班师前勘察和平的地理环境后,上疏朝廷请立了和平县。
负责修建县城的莫相和俞敬在建好城墙后即筹建学宫,和平县的第一所学校终于诞生了(详见黄宸《建学校记》)。学宫的设立,宛如在和平大地的伤口敷上了一贴良药。学宫当初招生虽然只有区区二十名,规模有限,但处在秦汉时期就被视为“南蛮之地”的和平来说,无异是黑暗中亮起了一盏明灯。朗朗书声终于在刀剑交鸣声中突围而出,文教初开,百姓鼓舞!
此后,和平首位知县刘炎于城隍庙侧兴建了一所学校,知县郭惠、盛洪、陈文彬先后在林寨钟潭、城内及下车镇兴隆各新建学校一所。加上学宫,5所公立学校诞生前后历时50年。
清朝顺治至雍正年间,和平增加了两所公立学校,一所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学宫的左侧兴建的五云书院,知县韩师愈立,后迁址于现和平中学处,更名为龙溪书院;另一所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兴建于彭寨街镇,守御千户袁世俊立。这2所公立学校的诞生历时141年。
和平早期的教育发展可谓举步维艰,筚路蓝缕。
尽管如此艰难,和平在此203年间还是诞生了1位进士,15名举人,135名贡生。康熙六十年(1721年)和平全县人口只有2252人,若贡生当年在世以六分之一计,那么贡生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也达到千分之一,相对数还是比较多的。
教育的实行,人文肇启,带来了文学创作的兴起。
这一时期的文,以记为多。记是一种文体。顾名思义,“记”或是记事,或是记物,或是记人。如黄宸的《开县形胜记》《建学校记》,黄如桂的《文昌祠碑记》等侧重于记事;刘应龙的《学田记》、王植的《学田记》、朱超玟的《重建培元亭记》等都是通过记事而侧重于说理;韩绍奕的《陈邑侯慎所去思碑记》、黄如桂的《陈公永思碑记》则是侧重记人事迹。
在此期间的作者,有两个人很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正德十四年的贡生黄宸,一个是雍正元年举人朱超玟。黄宸当年亲自经历并参与了和平开县建城、建学宫等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他的文章叙述的史实可信度非常高,可作为我们研究建县初期历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朱超玟博学多才,给当时的和平知县提出了许多建议并被采纳。朱超玟的文章不但说理透彻,叙述详略得当,而且为我们研究和平城的古建筑提供了诸多的文献参考,尤为可贵。
这期间的诗,以律诗和绝句为多,题材大多写古八景,其中不乏名篇,如刘炎的《东山》、唐开先的《东山》、伊惟日的《石鼓温泉》和《五日登东山答陈子亨》、韩师愈的《东山耸翠》和《仙女灵石》、盛洪的《和平杂咏四首》和《和平至东水舟中四截句》、王植的《入境》等。
在内容上,虽然是写景,但好些作者在诗中流露出心忧百姓,关切民生之情。如王植的《入境》就是其中的代表:
其一一介肩舆一束装,穿云绕涧出岑冈。书生习气未全脱,岭外风光已暂尝。山妇柴门皆赤足,挑夫蔬粝仅充肠。民劳若此谁应念?頫首文成识瓣香。
王植于雍正四年莅任和平知县。赴任进入和平境内,看见老百姓蔬粝当餐,妇女赤足的情景时,书生气还未尽脱的他不禁仰天问道:“老百姓如此困苦,应当由谁来牵挂呢?”
其二如此江河如此山,到来便觉意相关。烛峰夕照联花嶂,云径朝烟沦翠鬟。愿以和平成吏治,敢忘清白慰民艰?迎舆老稚情何尽,两字诚求一念间。
“愿以和平成吏治”,这是王植一生追求的目标。王植宦迹南北,以正直爱民著称,受到了皇帝的特别召见,颇得后世好评。在和平县履任期间,在官厅楹柱书一联,云:所欲案无留牍,惟求狱少冤民。他勤政善政,宽猛相济,移风易俗,卓有成效。王植调离和平后,朱超玟、朱文麟、徐廷芳都作文追记他的事迹。
隆庆五年任和平知县的陈文彬的诗歌很是特别。一般作诗不是五言便是七言,但陈在和平留下的作品全部是六言的,这也许是语感爱好不同原因,或是性格原因。我认为后者成分较多。陈文彬到任经过详细调研后,制订了以“兴起斯文为已任,摩抚疮痍为己责”的施政原则。于是,他办学校,修校舍,建文峰塔(即今对江塔的前身),带头捐款购买田地和店铺来赡养读书人。公暇之余,亲自到学校与师生一起解读经义,乐此不疲,因此学生们都非常乐意跟他交往。和平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礼让,很多人渐渐剔除掉好强任侠的习气。陈县令崇尚节俭,拒绝送礼,为政清廉。他速断遗案,修建城楼,训练骁勇,不费一兵一卒计擒匪首徐仁器,可谓文武兼备,精明练达。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顶住压力,宁愿得罪上司,也不多收老百姓半厘税收。在和平任上的3年间,和平四境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总结陈县令有十美,认为他对和平的功劳不在王阳明之下。离任时,城中百姓扶老携幼哭着送其到郊外,而郊外的老百姓又加入了送别的行列,一时哭声动野。而陈文彬面对这一切并没有飘飘然,只是如释重负说道:“来斯悦然,去斯绎然。”
“愿得遍施踪迹,八荒霖雨苍生”(《仙女灵石》句)是陈文彬的心迹流露,他的爱民之心可昭昭于日月,何等光明。
在立县至清雍正期间,和平正是有了陈文彬这样的宰官,才得以兴教化,起人文,为乾隆时期的文化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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