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忠义护纲常 读钟丁先《答平靖二王书》

■司雁人

宋末文天祥驻师南岭，为明末邑人钟丁先所私淑。甲申（1644）李自成陷京师，清兵入据，闻变痛哭。南明永历元年（顺治三年，1646），丁先倾尽家产招募义勇千余，屯中坝（原称上镇）凹下山，意图反清复明。与清兵战二年馀不屈，昭宗遁广西，号令断绝，知事不可为，永历五年（顺治七年，1650）遣散兵卒，双亲托于胞弟，自己削发为僧，隐于蓝塘之彼岸庵（今属凤安），法号忏云。未几，平靖二藩及府县以书来招，坚辞不出，所答书风霜满纸，忠义凛然。

所谓平靖二王，即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清顺治六年（1649）五月，尚可喜、耿仲明封王奉命征广东（耿仲明后因部下违反军法畏罪自裁，由其子耿继茂接任），七年（1650）十二月三日广州城破，二王留镇。钟丁先收二王谕帖，谓丁先“系粤东之文士”，与那些“流寓”的抗清势力不同，其祖宗庐墓在此。虽然钟与惠州黄应杰副总兵打过仗，但丁先不必自己疑虑，二王并不以此记恨。二王也决不以钟丁先“未肯投诚”，而出师往讨。来谕说明两层意思，一是希望丁先“明哲识时”，进见两藩为新朝所用；一是若丁先安于林泉之乐，那也听其自便。后者当然只是客套。

钟丁先《答平靖二王书》：

原任监军道、广东按察使司副使钟丁先，为遵王谕归农事。先登隽于崇祯，授官于永历，正也，义也。永历一年，擢福建监军道；二年，升参议；三年，升今职。与汀州贺总兵鏖战数月，与惠州黄总兵相持二载，与班固山、连总兵、郭总兵、向牛录、白牛录，各战数十合，此皆先之往事，不容掩也。今者西粤之报梗绝，明主号令不及，所欠古人只一死耳。倘邀浩荡之仁，容梗化顽民，采首阳之蕨而养亲，则生死而骨肉矣。今日之人心，即将来之风俗。若以先为有罪，必肆诛求，则清有天下，亦不必明伦讲学、型忠范孝矣。先未出山，三代祖骸被戮。千里入觐，先断有所不敢。伏愿王仁广大，泽及顽民，俾安耕凿，共沾圣化，则受赐靡涯矣。不胜惶悚，感激之至。（载《钟义士文集》）

我是明朝崇祯皇帝时的广东解元，功名来自正统；接受晚明永历皇帝的官职，受命出于忠义。永历一年（清顺治三年，1646）任福建监军道，二年升参议，三年升广东按察使司副使。在抗清斗争中，我与汀州贺总兵鏖战数月，与惠州黄总兵相持两年，与班固山等数位清军将领各战数十回合。我以此为荣，业绩不容掩盖。现在永历皇帝被清兵追逼逃入缅甸，朝廷号令断绝，我作为臣子“所欠古人只一死耳”。如果我投降清廷邀宠新朝以养双亲，性命虽生但只是行尸走肉罢了。这种不讲名节的行为，必为后人所仿效，社会风气将败坏无遗（清朝也保不齐有那么一天）。如果你们认为我忠于旧主有罪，一定要诛杀，则说明清廷治国，不讲“明人伦”之学，不传“行忠孝”之理。投诚我是万万不能的，就让我做个老农好了。

惠州副总兵黄应杰即致书钟丁先，谓“今天下大定，四海宾服，深山穷谷，瘠土弹丸，岂能作忠义耶？”而且平靖两藩王豁达大度，卑礼优容，凡来归者，不究前愆，法外施仁。若丁先前来投诚，黄定当举荐优擢。劝丁先不要错过机会。

钟丁先《答黄副总应杰书》则谓，兴废之事故不足虑，但人心风俗（社会风气）就不同了。我钟丁先生在中国衣冠文物之乡，饱读古代圣贤忠孝廉节之书，有做人的底线。如果投降新朝，那我一生的荣耀和忠于的理想就全废了。荣耀理想全废，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感谢黄副总兵美意，我还是做个逸民处士，更能使“忠义”的传统伦理不至于完全丧失。

未尽意，《再答黄副总应杰书》谓自己读书时即已纲常名教为己任，而看破生死利害、富贵荣辱，况且“享国长久之朝，未有不崇奖前代之忠孝，以培植昭代人心”。如今我殚力为之，亦云无愧。若要论投降，无论如何我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死无颜而见先祖，生无颜而顺双亲，不忠不孝，徒自悲悼。”现在我已解散兵士不做无谓抵抗，就让我做个“芒鞋竹杖，行李一肩，望白云于往还”的方外之人吧。总兵一定要面见一个“不忠不孝”之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之前驻防永安的刘游击就曾与书钟丁先，丁先《答刘游府书》即已亮明观点，自己受命永历皇帝抗清复明，“不问时势，不论成败，竭蹶以图”，只是出于儒家的忠义思想。如今为忠义而不足，散兵归农，则以求隐逸为高风。

永安县令王孙兰看过平靖二王谕帖后，亦劝钟丁先顺应时势，不要悖时自立，尽快到县署来一趟，接受两藩王之命。钟丁先《答永安令王孙兰书》，明确表明：“事关名教，仁人君子所必争；义切纲常，忠臣义士所欲为。”谓自己“以国恤为家难，数年来心力交瘁，茹苦如饴，亦臣子微忠小义”，直言拒绝了王县令的盛情。

钟丁先还有一篇《答李副将荣华书》，系统阐明了自己身处前朝末世新朝开端时所作所为的根由。书曰：

古时周武王出师伐纣，伯夷、叔齐上前拦路，谓之以臣伐君大逆不道，左右以为乱贼欲杀之，姜太公独称义士，扶之去首阳山。及周朝定鼎后，伯夷、叔齐犹骂“以暴制暴”，毒咒周武王。对于一些不顺服的殷民，左右以为逆贼，欲灭族，周公独以为顽民，迁之下都①。“盖义士顽民，前代之人心，酿之即后代之风俗，故当时不以为罪。后世读史者，往往羡美，匪今斯今也。”新旧朝代转换之际，无论谁取得新政权，都对那些忠于旧政权的“义士顽民”保持尊敬，因为前代之人心，即后世之风俗。后来人读史，都羡美前人这种做法，今天也应该是这样。我钟丁先生逢明朝末世，不敢自称“义士”，亦愿厕身于“顽民”之列。太祖朱元璋把俘虏还给元人，说“我祖宗曾享元朝之福”。我钟丁先的祖宗享受明朝二百多年之福，深仁厚泽，莫有隆焉。我倾家起义，欲挽即逝之波，不是因为失去理智，而是想以一身报祖宗之荫，这是天理所在。如今抗争失败，所欠一死，只因老人在堂，尚且苟活。如果仅以是否成功论胜败，那就是不了解我的初衷了。往昔诸葛亮前后《出师表》，胡铨抗疏乞斩秦桧，骆宾王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都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但是宇宙纲常，实有赖这些人的这些文章、这些行为而不坠。今日我抗清不济，但求无愧于前贤往哲，何必以成败论英雄。

卒葬本约（今苏区镇）广岭枫树坪，墓联：“节义无双士，文章第一人。”道光七年（1827），邑人建义士祠，楹联：“当事穷势极之时，思系千钧一发；历困顿艰难之际，变经百折不回。”民国九年（1920），钟闲云刊《钟义士文集》，归善举人吴梦兰《书〈义士集〉后》：“文山一样奇男子，岂特胪传第一声”“孤忠一味图匡复，哪计偏隅国步孱”。赞文天祥为宋一代馀烈，钟丁先为明一代馀烈。紫金邓缵先于新疆读之，觉先哲亮节高风，凛然如见，爰吟二首，以志向往。其一：“明社潜移恢复难，犹思赤手挽狂澜。异人容貌饶仙释，义士文章若鼎盘。一旅勤王悲杖策，孤忠再世结蒲团。梅花岭下寻遗迹，红叶萧萧片石寒。”

应该说，钟丁先为后人所景仰的，是他对“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的反动，对见风使舵、圆滑势利的反动；是他对传统道德的坚守，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注：

①下都：即于京都之外，择地别建的另一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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