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外迁”是不折不扣的误读
本报评论员 钱飞鸣
又一次陷入“外迁”传闻，华为的应对在预料之中。回应此前媒体报道研发部门搬至东莞松山湖引发的猜测，华为方面昨日表示从未有计划将总部搬离深圳。可以说，华为又一次“被外迁”了。
会离开深圳吗？华为的回答并没有发生改变。今年4月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和华为签署了“扎根深圳，展望未来”合作协议。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回应传言称，“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而且“深圳总部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有着正式协议，有着掌门表态，“外迁”的猜测可以休矣。
首先，华为研发部门的“搬家”，属于内部的正常业务布局。从局部放大至整体，“外迁”之说属于刻意曲解。回应“外迁”传闻，华为公司曾在其官网声明，华为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设立各类分支机构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撑公司全球化业务开展，在此过程中对部分业务所在地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其次，转移制造环节是“外溢”发展的合理选择，华为只是深圳企业中的一员。在松山湖和华为相伴的，还有中集，还有大疆。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河源、汕尾都是深圳企业落户的热门地。总部在深圳，生产在外地，异地建厂现在是深圳企业的标配，而且是市场力量主导的选择。建设松山湖基地，开设南方工厂，开通往返通勤用车，印证此次华为“外迁”的几个动作，并非新闻而是旧事。
进入新世纪，华为一直是“深圳之问”的主角。最初的问题，是“华为为什么能够在深圳成长”；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华为会不会外迁”的猜测。华为屡屡“被外迁”，是对企业的误读，也是对城市的误读。
误读的直观表述是“挤出”效应，而且“挤出”的动力直指房价等显性成本，甚至有分析称深圳制造业已经触及发展的“天花板”。无论是成本底线，还是发展上限，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论及综合成本，深圳的产业竞争力依旧强大。统计数据显示，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去年为8087.62亿元，9.3％的增速创2014年以来新高；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由2016年的39.5％回升至41.3％，出现2011年来首次回升。这样的表现，足以证明“挤出”说目前并不成立。
在“外迁”中一再被提及的松山湖，是目前知名的“临深片区”之一。伴随着深圳的经济辐射力愈发增强，“临深”概念从单纯的楼市名词变成了特有的经济地理名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东莞、惠州，河源、汕尾以及中山成为新入围者。讲述都市圈的形成，原深圳市副市长、哈工大教授唐杰就表示，“把制造业留在大城市仍然是一种工业化思维，大城市的功能不是制造，而是创造，深圳的增长真正依靠的是大量创新产业”。深圳企业入驻临深片区，不妨视作是城市功能的转移，也丈量着都市圈日益扩大的边界。
从华为声明不难看出，所谓的“外迁”只是企业内部的业务经营调整，从坂田的总部到松山湖其实并无内外之分。事实上，采用更大的视角观察华为此次的“被外迁”，无疑正是创新资源突破行政区划的内部流动。广东省去年年底出台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在那条面向世界的“走廊”上，华为总部所在的坂雪岗科技城以及此次入驻的松山湖，是相连的两大核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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