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王丹开讲 高剑父：重视艺术的“实用”功能
《东战场的烈焰》高剑父
高剑父早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居氏特点，后来他将画艺传授给两位弟弟：高奇峰、高剑僧，使他们也成为居氏一脉。高剑父将居廉的“师法自然”“精于写生”“广泛选材”，以至其撞水、撞粉的技法都弘扬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二高一陈”在居氏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古今中外绘画艺术成果，最终形成了“岭南画派”。
作为岭南画派的主要开创者，高剑父在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各方面均有造诣，还长于书法，风格雄厚奇拙。他擅长用鸡毫笔等硬毫笔来书写，以增强线条的凌厉之势与扩张的力度，走前人未走过的路。
“艺为救国”思想的形成
在戊戌变法时期，对于美术领域的衰颓状况，康有为曾说：“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岂止衰敝，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如草，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国人岂无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吾斯望之。”（《万木草堂藏画目》）
而鲁迅先生对此类画作更是直接讽刺为：“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且介亭杂文末编》）
针对当时一些研究中国艺术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艺术，现代无艺术”，高剑父认为“这是实际上的事实，并非有侮辱的意思。我们虽然觉得很惭愧，可是也不妨因之而反省。”（《我的现代绘画观》）他大声疾呼要“艺术革命”，欲创一种“中华民国之现代绘画”。
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一批到外国学习艺术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办学校、搞创作、著文立说、参与美术运动，其艺术实践形成了很大影响。为人生而艺术的旗帜，使美术创作与现实功利紧密结合起来的写实主义渐居首位，通俗美术、大众化美术成为主要倾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有所冷却，但那些学习西方写实手法、适宜抗战宣传的写实美术和大众喜闻乐见的美术形式受到空前的重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得海外风气之先，在广东文化艺术界有着与全国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特色。由于广东在民国初年政治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同盟会元老的高剑父等人自觉地将中国画的改革与社会、政治、文化的革命连在一起，他们认为“广东为革命策源地，亦可算是艺术革命的策源地”，提出“高揭艺术革命之大纛从广州发难起来”。
高剑父的画学思想和美术教育思想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新学影响。前期重视艺术的“实用”功能，渴望通过美术教育培养人才以工业救国并传播革命思想。20世纪20年代后，他更关注的则是艺术的精神作用，艺术革命和艺术救国是他推行美术教育的主题。
革命气魄与艺术理想
抗战胜利前夕，高剑父将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产生的复兴中国画的计划进行了整理，撰写了一份《复兴中国画十年计划》，美术教育就是这个计划的中心环节。他计划在京、沪办最高艺术研究院，同时前往各大学社团、民教馆、青年会等，派专人宣传新国画的趋向及方针；在民教馆将新国画作品常年轮回陈列，在国内各省每年举行画展一两次。
他的计划还有：搜集全国美术展览中因新倾向而落选者，筹办全国新派画展，办艺术刊物，悬征与新国画有关的论著，编著《新画库》，设置新国画的函授部，把新国画的理论及作风推行至全国及全世界。他还打算在上海办一所国际美术大学，专授外国人，并建议在全国各省都设立国立艺专，等等。
高剑父认为若十年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中国艺术能够得以普及，成为“普遍化”，那么中国艺术的水准，也自然能向着世界艺术的潮流迎头赶上。
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计划基本上无法实施。但他的庞大计划，再一次显示出革命家的气魄和艺术家的理想主义，也给后来热心美术教育事业的同仁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研究陶瓷工艺践行“实业救国”
高剑父不仅在革新中国画和从事美术教育方面有所成就，他兴趣广泛、博学多才，在陶瓷、军事、哲学、诗文、音乐诸方面都曾作过深入探讨。
高剑父早年抱有实业救国的理想，他认为陶瓷是最有希望打出世界的中国产品，也是中国未来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所以开办瓷业公司，并亲自动手从事美术陶瓷的设计与绘制。他重视培养陶瓷工艺人才，也致力对中国古代的陶瓷工艺和艺术成就进行研究总结。他在撰写的《陶器图案叙》《论瓷第一篇·绪言》《论古瓷原始于陶器》等文章中，就陶瓷有关源流方面进行了考据和分析。
好古亦好今，好旧亦好新
高剑父曾说，他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既好古，又好今；既好旧，又好新；既乐于入世革命，又乐于出世归隐。
他待学生如子侄，在学习、生活、思想等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倾心教导，严加管教，但有时也难免有家长作风。
他生活简单，经过战乱后，更是十分节省，旧信封、信纸从不丢弃，而是利用其背面来做笔记、画速写，手帕都是用从旧衣服上剪下的碎布做成的。他的衣服常常破旧，尽管衬衣打着补丁，西装也颇为残旧，但他仍很注意仪表，外出时一定会系上领带，平时也注意仪容整洁，头发一定打理得整齐服帖，从不会以凌乱的形象示人。他对于饭菜同样不讲究，在家偶然会招待最相熟的朋友吃一次便饭，饭菜和食器都很简陋，但他却讲究卫生，使用“公筷”。
出门时，他口袋里常忘记带钱，与朋友小酌或饮茶，多是别人会账。但若是和学生一起吃饭，学生抢着付款，他会很不高兴。他不拘小节，但对待大事却很认真。对待自己的衣食住行节俭到可以用吝啬来形容，但他在帮助学生、赈济难民时，又很慷慨。
（文字源自广州人文馆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四辑第二十讲整理：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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