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为广州农讲所旧址。(资料图片)
■ 廖惠霞
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农运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在全国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是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产物。农讲所为全国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推进了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大革命进程,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24年到1926年,农讲所共办了六届,培养了学员800多人。其中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是历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届。
一、毛泽东与农民运动的渊源
毛泽东是最早在政治上研究农民问题的党的领导人之一。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他就做了大量的农民运动工作。
毛泽东是个农家子弟。他于1893年12月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经历使他熟悉农民生活,懂得农民生活的艰辛,同情贫苦农民的遭遇,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21岁,风华正茂的毛泽东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关心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确立了救亡图存、救世济民的理想,同时他对自己脚下的土地、对身边的劳苦大众也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他关注工人和农民的生存状况,希望为工人农民做事。1917年,毛泽东筹办“工人夜学”,1922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设补习学校,讲授《告中国的农民》,具体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1925年创办韶山第一所“农民夜校”,宣传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重视工人运动。毛泽东一方面脚踏实地地从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也把目光投向了农民运动。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深入长沙、宁乡等五县农村进行调查。1921年,毛泽东深入华容、常德等地农村调查。他在分析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时,指出农民必须团结起来,从财主手中夺回土地才有出路。1923年4月,毛泽东派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人回到他们的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此时共产党内对农民运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更谈不上正确的理论指导。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毛泽东反对党内只看重联合国民党的倾向,提出要重视全国更广大的农民。他在党的三大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同时也应特别注意农民运动。”毛泽东的这个见解获得多数代表的支持。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大会指派他主持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1925年春,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在毛泽东的宣传发动下,湖南韶山地区的许多乡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和群众组织“雪耻会”,农民运动蓬勃开展。1925年9月,第五届农讲所开学,主任彭湃邀请毛泽东出任教员。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参加修改的《农民运动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委员。1926年5月至9月,国民党中央委派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二、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讲所及其特点
1926年5月,第六届农讲所在番禺学宫开学。这一届农讲所是历届农讲所中规模最大的,全国共20个省区的学生参加训练,共有学员327人。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学生,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农讲所设课程共25门,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等有关中国革命的基础知识,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
毛泽东把农民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农讲所课程中,关于农民问题的课程占了很大比例,有8门课。毛泽东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如果不和反封建结合,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论述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的主要经济是农业经济,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产品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能成功。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得到农民足够的帮助和拥护。毛泽东批评了党内一些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怀疑农民革命力量的看法,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宝塔,塔的最下层是广大的百姓,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向上一层是地主和买办,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说,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
总的来说,在办学目的、学员组成、课程设计、教学内容等方面,第六届农讲所是前五届的集大成者,并在前五届的基础上,有继承,有发展,办出了鲜明的特色。
首先是极其重视农民问题。毛泽东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在丛刊中发表文章《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其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其次是政治理论与军事教育并重。农讲所课程除了系统讲授革命理论之外,还有讲授武装斗争、军事训练方面的课程。这样文武并重的课程设计使学员从理论上掌握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理解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同时组织学员到农村实习,参加农民运动,在实践中锻炼,增长学员领导农民运动的能力。通过学习和训练,学员既掌握了一定的革命理论,又有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还有领导武装斗争的能力,学员能文能武,能宣传会打仗,领导农民运动的能力得到提升。
三是重视学员的农村工作能力。农讲所组织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设置了包括地租率、主佃关系、田赋、自耕农、农村组织状况等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了解农民运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研究各省农民运动情况,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农村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把学员调查研究的成果和其他农运资料,收入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成为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四是参与政治活动,坚定学员的政治信念。农讲所组织各种团体,利用一些重大的纪念日、节日和庆祝活动,组织学员参加社会实践,让学员开阔视野,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毛泽东就多次带领学员参加政治集会,引导学生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这一时期,学员们参加了五四运动纪念大会、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和北伐誓师大会等。
三、农讲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农运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在全国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1.培养农运骨干,推动农民运动
学员们毕业后深入广大农村开展工作,宣传发动广大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 这是农讲所学员的口号。“在农民与地主的斗争中,打前锋者多为讲习所卒业之学生”。学员在农村宣传和实践革命理论,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
2.建立党团组织,领导农民斗争
学员们在各地联络进步青年,秘密发展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壮大了党团力量;举办地方性的农讲所或农训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宣传和影响下,各地区纷纷效仿办农讲所。据不完全统计,1925年至1928年间,广东、湖北、福建、湖南、江西、陕西、广西、四川等地先后举办了40多个农讲所或农训班,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运动骨干,国民革命得到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参加和支持,掀起了革命的高潮。
3.参加东征北伐,发动武装起义
农讲所学员在各地组织和参加武装斗争。在广州,他们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党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有农讲所的学员参加,许多人还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牺牲在刑场和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如王首道、高文华、吴芝圃等,继续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
4.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一是探索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抓住了中国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地主阶级是反动势力的根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以及发动农民斗争的意义。
二是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道路问题。在广州,毛泽东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有着重大意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全国农民运动影响深远。在这些论著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划分了革命的敌人和革命的朋友,明确了敌我界限。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农民运动后,提出“农运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阐释了如何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的革命同盟军的问题,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日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最早阐述。
三是探索中国革命的武装问题。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内不少人对国民党右翼放松了警惕,对国民党反动武装没有提防。农讲所重视对学员的军事化训练,毛泽东更教育学员要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他指出,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这是毛泽东对形势的清醒认识,是他对武装斗争的必要性的清醒认识。之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把他对农民运动的研究化作了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走出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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