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资本的不同结局
□ 王绍贝
关于中美两国最初的接触，美国学者埃里克·多林有《中国和美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一书翻译中文，此书从欧洲大航海角度，侧重研究中美两国最早的贸易交流，从关注独立之初的美国热衷晚清帝国茶、丝绸、瓷器以及鸦片贸易开始，讲述了诸多中美贸易的历史趣闻。但作者对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并不深入，因而对这段历史更多是侧重美国海外冒险和拓展贸易，以及中国茶叶贸易对美国革命的间接影响，如果作为外交关系史来看，此书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则比较片面和肤浅。《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一书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作者王元崇专攻近世中国和东亚外交史，他曾为国内媒体撰写了一系列中美外交史的文章，受到读者好评，他将这些文章扩充了差不多三四倍的篇幅写成了此书。
《中美相遇》一书可读性强，并有如下两个优点：一是通过有趣的历史叙事来揭示中美关系历史上出现的重要问题，“注意一些中美交往早期历史上有意义的故事，在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丰富叙事细节，展示一幅相对细腻一些却又不失完整的双边交往图景。”譬如美国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前后，通过讲述石泉镇惨案和林家女孩的故事，说明了美国种族歧视、中美两国文化差异，及相关事件对今天的影响；二是作者通过全文征引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重要文件来解读历史，譬如引用泰勒总统给道光皇帝的信，分析此信英文版与翻译为中文之后的差异，中国外交官耆英将一封平等交往的信件如何“悉心酌议”翻译成了一篇仰慕中华文明与富庶的朝贡国的表文。这些故事和历史的细节，读来不仅非常有趣，也很耐人寻味。
《中美相遇》一书在讲述中美早期贸易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美国所抱有的意识形态立场，那个时代正是美国西进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人们通常称美国的向西扩张运动为“西进运动”，但王元崇指出在美国教科书很少使用这个词，其通行称谓系“昭昭天命”，也就是上帝赋予美国将自身的文明和制度推行到别的地方的使命。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指引下，美国商人主动不远万里到中国开展远洋贸易，但王元崇指出，中美早期贸易中的主角既不是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也不是西洋参、毛皮、海参等美国特产，而是臭名昭著的鸦片！王元崇通过鲜为人知的罗斯福故事来切入美国的鸦片贸易，指出许多和罗斯福总统接触过的美国官员都有一种共同的记忆，就是罗斯福总统体现出来对中国的兴趣，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这些人说自己的祖上特别是外祖父去中国做过生意。罗斯福的外祖父小沃伦·德拉诺跟随塞缪尔·罗素到广州从事对外贸易，得到了当时十三行老板伍秉鉴的赏识，创立了旗昌洋行，他们主要从事的是鸦片贸易。伍秉鉴为了抗衡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大力培养美国商人从事鸦片贸易，美国的贸易望族珀金斯家族、皮博迪家族、罗素家族等几个家族，都是在他们的商业教父级人物伍秉鉴的扶植之下，通过在广州做生意特别是鸦片生意而发家致富的。
鸦片贸易是西方贩子与中国贩子共谋之结果，正像跨大西洋地区的奴隶贸易是西方和非洲奴隶贩子合作的产物一样，这些不法贩子们或许有国界之隔、有种族之分，但资本利润却无国界、无种族，也是无道德的，必要时可以践踏一切。王元崇特别强调，当日中国真正的失败，恐怕还并不在鸦片战争本身，而在于未能根本杜绝鸦片流毒的体制性缺陷。根据中国学者统计，1869年一年中国人抽掉的鸦片就值36艘铁甲舰，当时距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还有25年，相当于25年间抽掉了900艘铁甲舰。从这个角度说，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资本早在无形之间被中国鸦片烟鬼们抽掉了。鸦片贸易的后果对中美两国也迥然不同，王元崇指出，美国这些靠鸦片贸易成功的富商巨贾发达后开始在美国做慈善事业，特别是教育、交通和医疗方面，对华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很多用到美国的社会建设，成为其资本的源头。伍秉鉴等十三行商人虽然鸦片战争前后富可敌国，但并没有像他的美国徒弟一样去投资建设中国的人文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轮船运输等领域。当日中国真正的失败，也在于未能出现同欧美资本主义抗衡的商业精神和回馈造福民生的人文主义精神。
王元崇先生这本中美外交关系史与过去很多贬低晚清政府立场的著作不同，他要求重新审视清代和晚清的历史，清代乃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它深刻改变了中国本身的面貌，对今天中国多民族的统一格局影响至大。他认为清朝在宗藩体系下与其他国家的商贸往来频繁，朝贡贸易是根据自身国情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因此，“清代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并没有闭关，更没有锁国。鸦片战争直接改变的，不过是西洋诸国通过获取其余通商口岸来扩大商贸交往的地域而已……实际上两个体系（指朝贡贸易与条约口岸两种体系）在鸦片战争后仍旧同时存在，新体系并未对传统体系造成根本性的动摇。”通过解读150年前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的中国国情报告，王元崇指出，面对着层累地造成的清代历史观，我们很多有关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历史叙述是走了基于近代化理论之上的片面理解和批评，甚或贬低清朝的道路，很多今天被我们拿来批评当时中国社会“落后”“保守”或“停滞不前”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钥匙。清朝是否闭关锁国值得商榷，过分贬低清朝当然不是今天应取的立场，但如过于强调朝贡贸易基于中国传统的合理性来为清朝辩护，是否合理？毕竟朝贡贸易这种不平等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绝对无法适应现代世界贸易的需要，朝贡贸易及其背后的体制显然是阻碍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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