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红色文艺蓬勃生长之地
“广州文艺百年大展”中展出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
图片由广州市文联提供
编者按
自“时代先声——广州文艺百年大展”于今年初开幕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此次大展众多参展藏品所展示的广州乃至广东丰富厚重的红色文艺积淀，也持续引发热议。近日，“文艺之美党史之光——广州党史学习教育文艺故事会”系列活动在穗举行。该活动以文学、美术、戏曲等专题故事会的形式，邀请党史专家和文艺专家，梳理广州百年红色文艺发展轨迹。在文学专场活动上，包括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在内的多位与会嘉宾均在发言中强调，广州是近现代社会变革的策源地和先行者，也是中国红色文学和红色文艺的发轫地之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求索与革新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傅修海撰文进行了阐述。
另一方面，广东著名作家熊育群日前在线上举办了抗疫题材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第76天》新书发布会。该书以时间为轴线，全景式记录了2020年湖北武汉以及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代画卷。熊育群在创作谈中分享了新书的创作过程和心得体会。
此外，“大美岭南·艺海观潮”美术评论专栏推出广东画院美术馆副馆长、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卜绍基关于当代著名油画家、广东画院副院长冯少协的现实主义油画风格的美术评论，敬请垂注。
●傅修海
一
广州曾是近现代中国革命风暴的中心与前沿。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得思想先声，有了实际政治力量支持，作为革命行动之一翼的红色文艺蓬勃发展，广州因此成为中国红色文艺发轫地之一。
广州的红色文艺，是一种观念的现实、思想的现实，更是一种力的现实、活的现实。周恩来等在黄埔军校组织血花剧社、瞿秋白在广州谱定《国际歌》……如此种种，都不是象牙塔里品鉴奇花异卉，而是在风沙扑面时代里酝酿红色波涛。
二
长期以来，人们仅仅熟知广州有着林林总总的革命重大事件遗址、人物史迹。事实上，除了由于铁血斗争镌刻下了先驱们的斗争足迹，广州还留存着许许多多革命志士们的精神风云。红色文艺，就是那鲜红热烈的一部分。创造社出版部旧址、黄埔军校鲁迅演讲旧址、陈独秀演讲旧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红色文艺历史现场错落在广州这座英雄的城市。
不仅如此，广州曾经一度真实响彻着革命志士们的声音，布满着他们为革命事业奔走的面影。试看：
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讲。1923年5月，陈独秀再次在这里作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
1923年6月，由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
1926年3月30日，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举行追悼北京“3·18”惨案殉难烈士大会并发表演说。
1927年1月25日，中山大学在中大礼堂为鲁迅举行欢迎会。鲁迅发表演讲，号召青年们要为自己的思想勇于发声。3月1日，鲁迅在中山大学再次发表演讲《读书与革命》。
1927年3月，广州文学作者欧阳山、冯慕韩、林长卿、倪家祥等20余人筹备成立“南中国文学会”，计划出版《南中国文学》。在广州东如茶楼举行的成立大会上，鲁迅出席指导。
……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广州红色文艺的历史，这些都应该是广州为之珍视和自豪的历史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作为大革命时期中国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域，它们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是值得深究和反思的。
不仅如此，广州大革命时期以实际政治力量为主导的红色文艺的先行先试，那些简洁有力、直接明了的红色标语口号诗歌、粤讴、方言短话、学生演讲，对上海“左联”时期更为丰富成熟的左翼文艺实践和理论论争产生了直接影响。
三
大革命时期，广州红色文艺实践与现实化进程，不仅为中国红色文艺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准备了革命思想、理论资源，也提供了生活经验与斗争智慧，更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发扬光大培养了切切实实的队伍和生力军。
从广州出发，红色文学的风雨历程就此展开。
思想理论上，1916年广东青年杨匏安回到广州开始积极从事文学活动。1918年夏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小说《王呆子》，揭示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五四”运动爆发后，同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连续19次刊登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成为广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大革命时期，广州作为时代大舞台，聚集了一大批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文艺风云人物。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鲁迅……他们在广州谱写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也使得广州红色文艺在各个方面更加激荡昂扬，光彩夺目。
在创作上，从丘东平对广州大革命时期的相关战争书写算起，中国红色文学就有了广州红的色彩。此后，大量广东作家进入了中国红色文艺的队伍。据姚辛《左联史》统计，“左联”成员约440人，广东籍60人左右；12位筹备委员，广东籍3位；参加成立大会的50多位会员中，广东籍8位。直到1932年，胡春冰、历广樵、欧阳山联合署名，《民国日报》副刊《黄花》与“广州文艺社”“一般文艺社”等社团，以及中山大学、女师、女中、市一中、二中、培正、广雅等学校，和赵慕鸿、草明、陈黄光、胡春冰、何干等一起，于越秀山茶楼共同成立广州作者俱乐部。这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的前身。
广东诗歌的优良创作传统也毫不逊色。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说：“从黄遵宪提倡诗界革命伊始，广东诗歌的创新性、革命性就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从朱执信、蒲风的诗歌，到张永枚的抗美援朝诗，再到瞿琮的《我爱你，中国》，广东诗歌引领时代风气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
四
广州，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毛泽东等组织领导的思想传播活动，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冯雪峰等文化名士的文学讲演，有创造社广州分部、《向导》、《新青年》季刊等社团组织，还有丁卜书店、北新书屋、兄弟图书公司等进步出版机构。有了政治之力的保障，红色文艺在广州的播撒、成长如火如荼，直至蔓延全国。
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光耀千秋。维系其间的，正是革命的红色。而广州起义，更是直接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红色旗帜。红色文艺之于广州，正当其时；红色文艺生长地之于广州，名副其实。
正如广东省批评家协会主席林岗所言，中国现代红色文艺的发生，广东是重要的“播种地”之一。红色思想、红色文艺的蓬勃生长，是广州的特异之处，也是广州在中国红色文艺发生史上的特别地位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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