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广州：记录和平时期的日常 描绘穿梭于市井的美好广州是值得流连的地方
文化名人在广州2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通讯员黄琼（部分图文资料由“时代先声——广州文艺百年大展”提供）（除署名外）
在漫长的101年人生中，巴金曾经六七次来过广州。上世纪30年代的那几次旅行，他记录下了广州和平时期的日常，也记下了战争中的惨状；他用温情的笔调描绘平常人穿梭于市井的美好，也不时地流露出对民众教育和启蒙的热望；他歌颂工业文明带来的便利，也对隐藏其后的中国社会现实给予揭示。在他的笔下，我们能看到一座情态丰富，却又矛盾交织的广州。那是尚在求索之中的中国的一个缩影。
在这里他感慨“广州的确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广州的确是一个热闹的地方”——1933年5月28日，旧历的端午节，巴金从香港乘着省港小火轮，到了广州。两只龙船远远向他这面划来，“无数的手摇着无数的桨，一些人站在船上敲锣、打鼓和欢呼”。
他住在广州河南“最大建筑物”机器总工会的三楼上，“从整夜开着的窗户里，我看见对岸灯烛辉煌的河北夜市和西堤一带的高建筑物。”到了走廊的另一端，“便看见海珠桥的一段，高耸的灰白色铁架，玩偶一般的往来的行人，在黑暗的背景里分明地显露出来。”
1933年2月15日，海珠桥开通，广州全城轰动。14位90岁以上的老人作为先导，带领市民高呼口号从北向南通过大桥。那一天，海珠桥上，人山人海。
海珠桥是广州市第一座跨江大桥。“河南同河北虽然中间只隔了一条珠江，却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巴金写道，“从前没有桥的时候，人就靠着篷船和电船往来两岸。如今却有一座大桥把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了。”不喜欢搭电船，也不喜欢坐手车（即黄包车）的他，每天至少走过海珠桥两次，“早晨一起床，稍微休息一下，或者读一两小时的书，我就离开寝室到河北去，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我才回到河南来。”他看到“人行道上坐满了工人……夜晚好像是工人的节日”。
在《海珠桥》中，巴金用热情洋溢的笔调写道：“我爱都市，我爱机器，我爱物质文明。”他同时也写道：“但是桥上只有胡汉民的题字，修桥工人的名字是看不见的。”
这种对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以及蕴藏在其中伟大力量的描绘，在巴金此次旅程中留下的文章中有许多。他在《机器的诗》中写道：“在每一副机器的旁边至少站得有一个穿香云纱衫裤的工人……当他们站在铁板上面，机器旁边，一面管理机器，一面望着白茫茫的江面，看见轮船慢慢地驶近岸的时候，他们心里的感觉，如果有人能够真实地写下来，一定是一首好诗。”
在这里他“学会镇定，学会不怕死”
1938年10月19日晚，在日军攻占这座城市的前夜，巴金站在住处的四层楼露台，迎着风默默地与它告别，“我认得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那是新亚酒店，在它旁边的是新华酒店的礼堂，再过去在新华的后面是爱群酒店的十三层大厦。”看似平静却藏着无穷愤慨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广州沦陷前，深沉、痛苦的巴金画像。
巴金是1938年3月从上海来到广州的，“期间，回去上海一次，又去过武汉，其他时间都在与这座城市一起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在此期间，巴金忙着筹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以及复刊因战事停刊的《烽火》周刊。7月下旬，女友萧珊也来到广州与他会合。此时的广州，笼罩在侵华日军大军压境的阴影之中，而日军对广州的侵袭，首先是从空中开始。1937年8月31日，日机6架首袭广州。一直到1938年10月沦陷，广州遭受日机持续14个月的轰炸。特别是1938年5月之后，日机几乎天天来袭，广州市区经常全日处于警报之中。
在炸弹的轰鸣声中，巴金开始了宣扬爱国抗侮的小说《火》的创作。“激流三部曲”的《秋》也开始动笔。而在他那篇《广州在轰炸中》，巴金如是写道：“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它来拜访，就让它进来。它走了，左邻右舍也不因此惊扰。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巴金称赞这里的人“结实”，他说，“对于这种"结实"的人，敌机的威胁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他看到“在这些居民中间，人我的界线怎样迅速地消失;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屋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敢冒危险去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在广州附近的银盏坳，空袭过后，“铁路上的工作开始了。好几处都有人拿了汽灯照着工人调换枕木。铁锤敲着钉子发出铛铛的声音。”“死”的威胁甚至“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也“学会镇定，学会不怕死”（《在广州》）。
10月17日，已在敌寇包围中的广州举行了8万人火炬大游行。巴金身处其中，高唱着保卫大广东的歌曲，队伍像一条火龙在发出怒吼。一天之后，整个城市变得暗淡昏黑，静无声息，只有警察到处敲门，呼叫疏散人口。10月20日，巴金在朋友帮助下，雇了木船离开广州，10多个小时后广州市就失陷了。
在这里他记录“那是阳光常照的地方”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的脑筋里就被印上了"广州"这两个字，我知道在中国的南部有这么一个城市，那是阳光常照的地方”，巴金写道，“假若我们爱春天爱太阳的话，那么广州还是一个值得我们流连的地方。”
对巴金来说，“南国的风物的确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显出一种梦景般的美：那样茂盛的绿树，那样明亮的红土，那一块一块的稻田，那一堆一堆的房屋，还有明镜似的河水，高耸的碉楼”。1933年他第一次来广州，一直住到了7月底。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奔波于广州的城内外和周边县市，去了西江师范学校，新会小鸟的天堂，在海珠大戏院听过薛觉先的戏，在西关见识了鱼龙混杂的闹市景象，还在中山大学与朋友讨论生物学问题。
此行，他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鸟的天堂》，也留下了《一个女佣》《鬼棚尾》《薛觉先》《长堤之夜》等一系列直面广州城市生活种种侧面的散文。他看到的许多东西，比如“海珠公园的废墟上”孤零零的程璧光铜像，长堤边整齐摆列的疍民木船，在今天都已成为不存的旧景，令他的记录有了更多城市文化的韵味。
巴金与海珠桥
88年前，当29岁的巴金第一次望到海珠桥时，这中国都市里“最大的一座”铁桥，刚刚开通3个月，他每天“至少走过海珠桥两次”。
他写道：“铁桥真实地摆在那里，我自己也曾在铁桥上面走过。人的力量（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完成一切，我每次想到这个，就被一种创造的喜悦抓住了，这喜悦会渗透我的全身，使我的身子慢慢地颤抖起来”。
1933年5月28日
旧历的端午节，巴金从香港乘着省港小火轮，到了广州。
广州的确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一些人站在船上敲锣、打鼓和欢呼。
1937年3月
巴金从上海来到广州。
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
对于这种“结实”的人，敌机的威胁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
1938年10月20日
巴金雇木船离开广州，10多个小时后广州就失陷了。
我爱这个城市。的确这个城市是可爱的，甚至在这个时候它还是十分可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巴金数次来到广州。
据说我们在广州住爱群，又是那个老地方。这一路上都有你，也有你的脚迹。（1955年3月28日，他在给萧珊的信）
1962年农历新年
巴金去海南，途经广州，在广州过春节，看花市。
萧珊和孩子赶到广州与巴金会合。萧珊在信中写道：“隔了二十余年，我多么想看看广州的变化……我们结婚后还没有在外面过春节，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一定别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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