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轻微违法免强制，包容审慎让广州营商环境更好

12月1日，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办“广州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司法局副局长谭祥平在会上介绍，为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激发市场活力，广州市以出台清单的形式，合计已发布245项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免处罚免强制事项，涵盖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电子商务、广告、建设、能源、燃气、矿产冶金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免强制举措更是属于全国首创。

轻微违法免处罚，这个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为公众所熟悉的柔性执法手段，此番在广州正式以清单的方式制度化落地。从社会紧急情势下的网开一面，到以规范自由裁量权为目标的行政执法人性化，应当说已经明列出来的245项轻微违法行为，让柔性执法的辐射范围更大，执法尺度也更规范。

而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疫情防控形势的相对缓和，一些地方陆续叫停此前相关“轻微违法免予处罚”的措施，这固然与“轻微违法免处罚”适用的具体领域不同有关，但以主动制度化的方式将轻微违法行为免处罚、免强制的范围予以进一步扩展，广州优化营商环境的尝试与努力其诚可嘉。

首先应当看到，“轻微违法免处罚”(包括此番广州在全国首创的“免强制”举措)并非疫情这一特殊因素下的应急性制度突破，而是源于《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既有法律规范的细化与实化，上述法律文本均提及对“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可不采取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法》更是明确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多种法定情形，“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此番广州主动梳理并列出245项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清单，不仅是于法有据的地方改革创新，也是让社会紧急时刻的执法人情味在常态化的社会治理中更人性并进一步制度化、细致化的体现。

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意在对行政违法行为施加行政执法的惩罚性与强制力，包括公众常见的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对于市场主体而言都具有相当的惩罚性与威慑力。这也正是此前疫情期间，经济社会几近停滞状态下外界呼吁对行业复苏尽可能包容的一个大背景。而从即时、应急的“轻微违法免处罚”措施，到制度化梳理与规范行政执法的弹性，则显然又增加了一重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探索意味。

毋庸讳言，即便是在法定范围内，轻微违法可以从轻、减轻甚至免予处罚，但似乎并不为具体执法所经常性使用。这其中固然有一部分具体领域内执法从重、从严的考虑，也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因为对轻微违法的法律界定一直缺乏明确细化，使其客观上为随意性自由裁量权与权力寻租留下空间。广州此番对245项轻微违法事项的梳理，不仅对具体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有了更明确的约束，而且对免予处罚、免予强制的程序、条件进行了明示，进一步压缩了具体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使得权力运行更加规范。

另一方面，行政执法、行政处罚不仅只是简单的罚款、吊照等惩罚性措施，行政监管意图的贯彻也不是只靠强制手段来保障，“一刀切”的粗暴执法、“一罚就灵”和“一关了事”只能使社会治理愈发粗放化与简单化。对可免予处罚、免予强制的轻微违法列出清单，事实上对具体行政执法运行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广州已印发的3份“双免”清单，均对各有关执法部门依法规范执法和扎实化柔性执法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不仅要求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及时核查整改情况，还列举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柔性措施，以督促市场主体合法合规经营，“避免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时出现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的情况”。

柔性执法不是权宜之计，包容审慎可窥权力姿态。包容审慎的行政执法不仅不能再简单粗暴，也不能放手不管，而应当成为广州现代化社会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行为准则与精神内核。谦卑勤奋的权力运行，宽松宽容的市场氛围，人性人道的纠错容错，现代化的广州城市治理自当不负“治慧”之光，勇担转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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