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市治理榜》首次进京 引领中国城市治理创新方向与趋势
11月11日，2020《广州城市治理榜》发布暨第七届城市治理创新论坛专题研讨会于京举办，多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的学者以及来自北京政府部门的实务专家参与研讨。与会者以广州、北京的城市治理案例为“引子”，就“数据治理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进行交流。
南都作为智库媒体首次在京举办城市治理专题研讨会，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发展，搭建城市治理研究交流平台的最新探索。今年也是南都城市治理课题项目首次走出广州，在北京、海南多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将有助于联合多方力量，搭建更为广阔的城市治理交流平台，助力更多城市提升治理能力。会上，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高度肯定了《广州城市治理榜》近年来的成绩，称其是媒体在城市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动样板。
今年首次推出城市活力榜
评估城市经济活力
《广州城市治理榜》已连续发布7年，今年是《广州城市治理榜》首次于京举办研讨会，尝试进一步增加与学术机构的交流互动，借鉴学习北京的城市治理经验。
南都《广州城市治理榜》课题组介绍，去年《广州城市治理榜》获得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举办的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胜奖”，浙江大学也将其列为浙江省值得借鉴的创新项目。今年的《广州城市治理榜》再接再励，进一步拓展出12个子榜单，包括城市活力榜、高质量发展榜、营商环境榜、数字政府服务力榜、人类发展指数等，在指标设置上紧扣新发展理念，不唯GDP论英雄，从更加完善的评价体系和更海量的数据出发，评估城市治理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广州城市治理榜》首次推出城市活力榜，以文旅融合、商圈消费、夜经济、老城活化、人才吸引、创业创新、国际交流七个维度评价城市活力，并特别采集了互联网平台出行、外卖数据，人才招聘网人才引进数据等海量数据来评估城市经济的活力。
治理榜是媒体在城市治理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动样板
会上，《广州城市治理榜》获得学者肯定。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称，《广州城市治理榜》长期以来始终坚持采用大数据等现代化治理工具推动城市治理创新，紧扣时代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和完善城市治理指标体系，挖掘和发现广州城市治理的创新点和闪光点，持之以恒，难能可贵。经过7年发展和积累，《广州城市治理榜》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样板，成为引领中国城市治理创新方向与趋势的航标。
“南都作为媒体机构，始终坚持城市治理的报道、研究、传播，将城市治理写在广州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渗透进广州这座城市治理的实践之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沈体雁称，《广州城市治理榜》最为可贵之处，就是从媒体的视角出发，通过有效的媒体渠道，将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有机结合，从而为理论部门和实务部门架起桥梁，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不断促进政府部门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沈体雁还表示，南都在向智媒转型的过程中，以《广州城市治理榜》为抓手，不仅建立自己的智库，还与北大城市治理研究院以及中山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等众多高校、研究机构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这本身就是城市治理的核心要义。“治理就是要以政府为核心，推动各种社会机构参与提供城市公共服务，构建城市公共秩序，共享城市公共生活。”沈体雁表示，《广州城市治理榜》可以说是媒体在推动参与中国城市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动样板。
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数据平台
提供更优质公共服务
会上，与会者围绕城市数据治理展开探讨。沈体雁提出，数据治理能真正激发城市活力，尤其是未来中国的城市治理过程中，数据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今年的疫情防控中已得以显现。
他认为，在未来“十四五”的规划中，要进一步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国家城市治理基础设施（NUGI），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5G等技术手段构建统一的数据治理平台，为公众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城市公共服务。他表示，未来的街道管理和治理，将通过这一数据平台变得更为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街道的治理也将因为数据的流通和运用变得更为高效。
他还建议，在未来的城市治理中，要进一步加强有关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夯实以数据治理为基础的信用体系，真正建立起符合国情的数据治理制度。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孙宽平认为，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如何用好用活数据，赋能城市治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更高效地统筹、利用数据，解决民生痛点，是各地政府主要的探索之一。刚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提出了数据治理将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也将是各个科研单位和院校探索的重要学术领域。
关注
清华教授蓝志勇：
减少数据重复收集，莫用“金盆做垃圾容器”
“数据治理与智慧城市的建设潜力非常大，但面对的挑战也依然艰巨。”在2020《广州城市治理榜》发布会暨第七届城市治理创新论坛北京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作出上述判断。
蓝志勇认为，数据只是智慧城市治理中的一个基础因素。数据问题还涉及公私权、透明度，公民隐私和人格权。在他看来，大数据治理需要依靠规章、体制、机制、平台建设、信息立法以及管理流程的改造。
数据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挑战艰巨
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如何用好用活数据，赋能城市治理、提升治理能力是各地政府需要努力探索的新命题。蓝志勇指出，智慧城市实际上是运用信息技术来指挥城市运行，它涉及的面很广。在智慧城市中，软、硬件技术、基础设施、相关法律及国家管理制度都非常重要，然后才是数据和使用数据的人。数据只是智慧城市管理几大因素中的一个基础因素。
他认为，数据本身是不能驱动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数据资源被如何收集、管理和运用。“数据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潜力非常大，但面对的挑战也依然艰巨。”例如，健康码的使用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未来的潜力也会非常大，但同时它还存在着很多别的问题，比如说数据的综合治理，在这次疫情中大家都配合了，分享程度和透明度也超强，疫情过后是否还会配合？健康码的识别方式是否还能拓展到金融、社保、常态化的交通管理、社区居家管理等领域？
现在很多数据的使用还存在着信息壁垒，单位之间、地区之间都没有打通，包括健康码，在杭州认可，到深圳和北京则不一定能认。交通一网卡、社保卡、医疗卡更是如此。
“真正的数据治理才刚刚开始”
在蓝志勇看来，要实现数字化政务服务目标，真正做好政务服务，有几方面的测量指标。在信息系统能力的各项指标中，数据的价值很重要。他指出，储存能力的提升使得数据在无边无际地增加，导致出现很多垃圾数据。现在网上的数据都是用高科技人才进行管理，服务器购买、运行和人才成本都很高，而不少数据本身没有什么价值，这是在用“金盆做垃圾容器”。最终这些成本都嫁接给了用户，而有价值的数据和重要的知识，却得不到合理的共享。
在蓝志勇看来，大数据治理需要依靠治理方式、规章体制机制、平台建设、信息立法以及管理流程的改造与创新。“在中国，真正的数据治理才刚刚开始。”
“做到只向公民收取一次权威性数据”
数据治理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对此，蓝志勇认为，首先要有数据对个体使用者的识别能力，要保证数据签字的可识别性和安全性，而这点需要由法律和国家来保证。
另外，政府部门要努力做到只向公民收取一次权威性的数据，不要一天到晚让人填表；收取的数据要具备较强的可获取性和使用性。同时数据产权还要清晰，“这个产权不是国家和企业的，是个人所有。”蓝志勇说，对个人来说，自己的数据要透明、开放、私密、安全、可靠，自己可以随时知道别人掌握和使用了他的什么数据。用国家税收获取的公共信息也要具有透明、共享性。
数据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和立法
我国数据治理能力应如何提升？
蓝志勇认为首先要有高质量的数据管理和咨询团队，现在电脑工程师数量很多，但他们对管理体制、政策、立法、隐私等问题的意识都不足，如何设计政务的数据架构也意识不强，而政府部门的人员了解部门现有分工的数据需求，但对于新技术能力何在、局限何在、能如何改造工作流程、帮助他们更好地工作，也并不了解，双边都需要训练和学习。
要明确数据治理原则、管理体制，厘清主体定位，例如，谁来管，谁来收，能收什么？属于谁？谁能用？违规如何处理？ 如何防止数据收集和使用违规违法？
数据架构的设计也很重要，包括平台的建设与管理。蓝志勇说，应该是政府还是企业的，或者是政企合作云的，关键在于立法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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