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网联会长任贤良：数据治理已成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环节
南都讯 数据治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媒体如何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中发挥更大作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11月16日在2020《广州城市治理榜》发布暨第七届城市治理创新研讨会上致辞并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任贤良表示，建设智慧城市、开展数据治理，是政府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此次以“数据治理激发城市活力”为主题的研讨会将在协同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方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彰显了南都的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
数据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
随着5G、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与新应用的不断拓展，数据作为最具时代特征的新生产要素，其对影响和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任贤良在致辞中指出，数据已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重要资源。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专业方式。
他表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日益进入政府的社会治理范畴，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更人性化的便利。
数据治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任贤良列举了多个实例：通过实时车流和人流量控制交通信号灯，通过实时数据地图智能选择出行路线缓解交通压力，通过面部识别精准寻找犯罪嫌疑人，通过区块链技术追溯食品等重要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信息等。特别是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如大数据构建疫情地图，实时发布疫情动态；数据信息追溯确诊人员行动轨迹，实现精准隔离管控；通信记录有效追踪人员行程，了解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地区；健康码实现精准查询，确认相关人员风险程度；AI算法加快数据和案例对比，助力疫苗研发和病毒基因测序等。“可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经成为数字政府和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任贤良说。
但他同时也指出，应该看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治理中仍有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如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管理架构有所缺失，各部门沟通协调机制有待加强，数据权属尚不完全清晰，数据的共享和流通还需提高，基础数据需要更加精准真实，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亟待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还需进一步加强等。
南都研究可协同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
任贤良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的一项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建设智慧城市、开展数据治理，是政府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
“本届发布会以‘数据治理激发城市活力’为主题，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刚结束的时间点，可以说恰如其时。”任贤良指出，通过这一发布平台，交流思想、借鉴经验、加强合作，将对协同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方面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彰显了南都的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也充分说明了，推进城市治理发展，需要政府、社会、行业的共同努力。
问答
要积极构建数字社会治理综合体系
南都：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任贤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催生的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尤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从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到在线教育，数字经济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的基础设施，极大地突破了物理约束、空间约束、时间约束。新的业态把各个原有的行业业态围绕信息化主线深度协作融合，完成自身的变革，同时也不断催生新的业态。而在信息化理念和大数据支撑下，政府综合服务便利性会提升，公众会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大大降低政府和企业的管理成本。
南都：正如您在致辞中所讲，数据治理已成为政府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如何更好地利用数据治理来提升和推动政府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
任贤良：首先是要解放思想，切实树立数字政府管理理念。推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加强理论研究，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完善政府管理架构，加强各部门各地方的沟通协调机制，让生产关系满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明确重大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支撑，确立数据流通和交易规范，打破不同部门间的数据藩篱，加快公共服务方面的数据共享。
其次，要加强立法，确认相关部门和资源权属。要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尤其是数据治理相关问题立法的力度，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职责权属，及时有效地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新领域进行法律界定，界定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明确相关法律责任和数据伦理，加快推进《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出台制定，确保相关重大问题有法可依，切实解决现实法律需要。
同时，还要技术创新，加强数字社会治理效能效果。要加强技术研究和学术投入，在政策、资金、人才上予以鼓励和支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积极开发更加智能便捷、更具人性化的数字社会治理技术和产品，加快发展数据产业，确保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加强数字社会治理的效能和效果。
另外，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数据安全和信息保护。社会治理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要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作用，严格公共服务的行业准入、资质鉴定。确保重点领域的网络安全，保护关键技术和关键数据，严格监管数据使用情况，打击非法数据买卖，确保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强化行业自律，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公共服务行业有序发展。
最后，要推动多主体参与，以人民的幸福感为目标导向。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化过程，要积极构建发挥数字社会治理综合体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创新、社会组织协同、人民自我管理的多主体参与格局，充分发挥媒体和学者等专业机构和人士的作用，听取多方面建议，服务人民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强人工智能综合协调治理，以人民的实际需要为目标导向，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让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
媒体智库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
南都：在大数据与新技术成为趋势的大背景下，传统媒体在洞察行业趋势、助力政府决策、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应如何发力？
任贤良：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推动历史齿轮，媒体发展数字经济是顺势而为。首先，要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快建立多媒体新闻信息业态。调整生产和传播模式，将多媒体运行理念和操作模式运用到新闻信息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积极运用新技术，创新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加快建立多媒体新闻信息业态，并且要特别突出“移动优先”。
其次，要着眼提高核心竞争力，由面向媒体为主向直接面向终端受众拓展，并具备生活服务、政务服务等拓展功能。
同时，还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有重点地更大范围参与国际舆论竞争。长期以来，国际舆论竞争中“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打破西方媒体垄断格局和话语霸权，努力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重大现实任务和战略课题。
南都：近年来，南都不断探索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和经验，在“办中国最好报纸”的基础上提出“做中国一流智库媒体”的愿景，您如何看待南都“从纸媒到智媒”的转型之路？
任贤良：在媒体转型的时代浪潮中，南都在“办中国最好报纸”的基础上提出“做中国一流智库媒体”的愿景，将自身的传统优势与互联网时代各种新的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这是媒体转型发展的难点，也是南都最大的亮点，体现出智库媒体的优势和特色。
媒体转型做智库的优势首先在于“很接地气”，以研究报告为主的各种智库产品，均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密切相关；其次“容易执行”，能够直接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在实地调研、深入采访调查方面具有优势；三是“善于传播”，做智库研究的同时能够挖掘新闻，将社会治理中好的经验做法以新闻的形式更好地传播出去；最后是“多方连接”，媒体自身就能够连接到社会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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