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历史写作的逻辑
《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
李硕著
文津出版社2020年7月
●张向荣
最近读了李硕写的刘裕传——其实李硕就是要写一本关于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的传记。但是，在“非虚构”历史写作的视野下，刘裕的文献并不很丰富，毕竟那是1600年前的一段历史，除了正史和少许其他史料，绝大多数都已经磨灭在时间里。所以，李硕不得不从刘裕的军事生涯入手，依靠相对丰富的战争记录，以刘裕的战史来确立刘裕的传记。这本书最终的名字是《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李硕本人也在前言里陈说，这本书“并非政治史，而是战记、战争史”。
李硕的《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以下简称《刘寄奴》）写得流畅而精彩，写出了一个漂亮的故事，不得不承认，在任何时候，人们总是会为一个好故事而雀跃。作者从桓温北伐前燕开始写起，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既是刘裕战史的前奏，也是刘裕出生的大致时间。但作者此后并没有完全遵循刘裕的生平线索来叙事，而是对时间进行了精心剪裁，并刻意在长安和洛阳、荆州、广州以及建康等多个空间不断闪回，还同时书写刘裕同时代的皇族、王侯、大臣以及宗教势力，从而呈现了历史舞台上的戏剧冲突，使得整个故事又真实又好看。在叙事的过程中，作者也回答了诸如东晋门阀士族的崩坏、军事体制与将领的关系、南北朝政治格局的形成等重要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答案，实现了史识上的升华。
就“非虚构”历史写作而言，《刘寄奴》这本书达到了作者的目标，是作者的又一部力作。
但读罢全书，我觉察作者始终没有放弃“刘裕传”的设想，不断突破“战史”的界限，试图更加生动且可信地描绘一个立体而全面的刘裕，换句话说，这本书的目标仍然是“刘裕传”，“战史”只是退而求其次的现实选择。因此，就在这理想目标和现实选择之间，透露出当下中国“非虚构”历史写作的典型逻辑。
“非虚构”写作起源于上世纪的美国，在60年代一时繁荣，这是当时美国文化特别是新闻生态蓬勃发展的结果。在中国，也掀起了“非虚构”写作的风潮，经过多年积累，优秀的作品和成功的作者层出不穷，有些作者能够仅凭借一篇人物“非虚构”就在业内博得大名。人们对真实的故事如饥似渴，“非虚构”写作既能回到事件本身，也能深入事件的背后探究思考，还能表达作者的个性，令读者身临其境又有所启发，“非虚构”写作没理由不受欢迎。一时之间，写作的“市场”上还涌现了不少“非虚构”写作的培训班、线上教程，各类教材更是丰富。可以说，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已经进入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各类题材都会进入写作的视野，越来越多掌握了方法论的作者凭借着天分和勤奋，为我们奉献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故事。
但“非虚构”历史写作却有些不同。一方面，甲骨文、汗青堂等出版品牌引进了海量国外优秀的“非虚构”历史作品，如“地中海三部曲”、《金雀花王朝》、《无敌舰队》等，极大拓展了国内历史“非虚构”写作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国内原创的作品也有颇多佳作，如《汴京之围》等。但是，比起当代新闻时事类的“非虚构”作品，以中国古代历史为对象的“非虚构”写作可能还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中国读者去阅读《金雀花王朝》或《圣殿骑士团》等国外历史的“非虚构”著作，原因多半是他不太了解英国历史，且未必有能力和精力去阅读各种原版的《英国史》。但是，一个中国读者只要具备了中等程度的语文教育就能阅读正史或是所谓的“白话正史”，而且这些书籍也不难得到，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阅读一个当代作者撰写的“非虚构”历史呢？更何况，“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书写的限度。历史写作不同于新闻写作，作者无法去采访当事人，无法深入了解当事人的心路历程，无法获取有针对性的口述、回忆，无法知晓事件的外部环境，只能依靠现存文献来书写。所以，“非虚构”历史的写作是没有任何虚构空间的，越古老的历史，越边缘的人物，文献就越少，“非虚构”历史的这一基本限制，该如何破解？
李硕的这本通过战史表达的“刘裕传”，就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
一是叙事角度的逻辑。简言之，就是以叙事的角度的别致，来弥补文献的不足。正如前面所说，当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成果都无法支撑一本全面而完整的刘裕传时，那么，以战史的叙事角度来书写，就成了十分贴切的做法。有多少文献说多少话，不能强行加戏，前些年流行一时的“那些事儿”系列，会“脑补”和增饰大量不存在的内容，特别是人物心理、人物对话，这些其实是不严肃的，与其向壁虚造，不如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妥帖的叙事角度，才是“非虚构”历史写作的通达之路。当然，以往的“那些事儿”系列也不必苛求过甚，不妨看作是早期“非虚构”历史的有益尝试。
二是文学创作的逻辑。这里的“创作”不是说虚构，而是说要“谋篇布局”。历史写作要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抛开专业的历史研究写作、学术写作，通俗的历史“非虚构”写作是否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文学构造、文学结构？我想，优秀的历史“非虚构”写作，是允许吸取文学叙事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的方法论：一方面，史实、人物所说的话不可虚构；另一方面，作者完全可以在文学笔法、谋篇布局、史料剪裁、场景渲染等方面下足功夫，给读者以最佳的阅读体验。《刘寄奴》这本书里，作者刻意将桓温与刘裕、桓玄与刘裕作对比，刻意以蒙太奇的笔法展示刘裕的处境，成功地演绎了戏剧化的历史场景。读者可以挑剔作者的这份“心思”，但很难辩驳作者使用的史料。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魅力，也是读者愿意选择一个优秀的“非虚构”文本的理由之一。
三是史料辩证的逻辑。以往的“非虚构”历史写作有两大弊端或者说俗见，一个是翻译古书。当然翻译古书对缺乏阅读古书能力的读者是有功绩的，但是古书不见得都正确，既有史家立场的褒贬取舍，也有千古流传、错讹“手民”等错误，此外，倘若不了解出土文献的新知，不了解历代学者的成果，单纯翻译古书不足以成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另一个是热衷议论古人，此乃中国传统，喜欢论史而非考史。作者喜欢发议论，读者也爱看这些议论。但“非虚构”历史对这一点是警惕的，作者当然要有立场有态度，但要凭史实来说话，过多的议论其实是一种“媚俗”。
总之，“史料辨析”和“一份史料说一分话”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功，但辨析史料的学术功底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但凡接受过一些古代史专业训练的人都会知道，正史里错讹很多，有些是基于正史原作者的时代和政治立场，或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是站在魏国的立场来记录，或如《新唐书》体现了宋初名臣的政治观点，反而在史实上始终未能替代《旧唐书》，诸如此类；有些是因为文献的流传而产生的错误，而且越是古早的文献越容易出错。总之，对待一段古代历史，一般读者未必能识别其中可能的错误，非专业的写作者也未必拥有足够的能力，而优秀的“非虚构”历史写作，既可以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史料进行纠正，又可以编采诸家观点，对一些史料进行更加客观的评说。《刘寄奴》里，此类“史料辨析”随处可见，例如对正史记载的军队数量做出的修正。
四是历史语境的逻辑。今天的学术早已经裂变成各个学科，也相应影响到通俗写作领域。简言之，一个讲述古代文学的通俗作品，未必有能力和动力，去描述与文学相关的历史、思想；一个讲述古代历史的作品，也未必或措意去勾连相关的“诗词歌赋”或“宗教思想”。但是，古人并非生活在孤立的时空，无论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人物，也会和我们一样，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生活”，包括吃穿住用行，也会吟诗或是歌咏，他要不断和他的时代进行“互动”。所以，理想的历史“非虚构”写作，应该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是处在“历史语境”中，而不是几个人物之间的单薄故事。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且不说这需要作者投入大量时间来考证、研究，更难的是体会、品味一个时代的氛围，最难的是还要恰当地表达出来。而这恰恰又是“非虚构”历史的魅力——适度、恰当、有依据的文学创作、生活想象、艺术审美，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增强、复原古人的生活空间。
《刘寄奴》一书，作者所深为自诩也是读者如我深以为然的一处写作，就是作者在刘裕的生平之外，宕开一笔描写当时的佛教生活，以及时不时插入一首北朝民歌。
“非虚构”历史写作，不同于一般的通俗历史，也不是学术。而是，一方面要以通俗的叙事，尽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吸取学术成果，来传递可靠、丰富、前沿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具有学术底蕴，又有通俗写作能力的作者如李硕，来贡献更多更好的“非虚构”历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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