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俭珩：当年稍大的手术都要转到广州去做
刘俭珩近照。晶报记者 罗俊杰/摄
1986年，刘俭珩（右一）和同事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二门诊部门口合影。
1956年，刘俭珩（左）和叶丽锋（右）及同事在宝安县人民医院（院址在现蔡屋围）合影。
1992年5月9日，刘俭珩（左）与前来深圳市人民医院参观的美国护理人员合影。
1991年11月25日，刘俭珩在深圳市人民医院手术室。
1983年，刘俭珩（左二）和同事在深圳市人民医院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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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分配到宝安县人民卫生院（后改为宝安县人民医院，是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工作，到上世经90年代中期正式退休，她在“留医部”整整工作了40年。在这里，她收获了爱情，成就了个人的事业，也见证了“留医部”数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爱情产生于繁忙的工作之间
1955年8月，刘俭珩从佛山护士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宝安县人民卫生院。而后来成她老公的叶丽锋，则是同年5月从广州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过来的，“我1937年出生，我老公比我大两岁。我们来了宝安之后才认识的”。
刘俭珩说，两个人能走在一起是因为当时工作比较繁忙：“我们刚分配过来时，卫生院的人很少，条件也很差，所以我们几乎什么工作都要做，身兼多职，天天从早忙到晚。”她告诉记者，当时医院只有一名手术护士，还是由她兼任的，只有一张木制的手术床和一张老旧的分娩床，条件非常简陋。
“卫生院有一台很小的X光机，白天缺人手忙不过来，所以只能在晚上开机，由叶丽锋负责为病人诊断，我则协助他工作。那时候，叶丽锋经常是上午在住院部（位于蔡屋围）做手术或查房，下午则在当时已并入卫生院的沙宝深诊疗所（住院部旁边）出门诊，晚上负责X光机。他上午做手术的时候，我是手术护士；晚上他负责X光机的时候，我也在旁边协助。”两个年轻人因为朝夕相处，很快就日久生情，“他年轻的时候很帅的，本院很多护士都看上他了，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我”。
专门负责送病人去广州救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宝安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只能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小手术，稍大一点的手术则需要将病人转送到广州去做。
“我是中山人，家乡离广州很近，所以在广州有很多亲戚。因此，需要护送重症病人去广州时医院经常派我过去。”刘俭珩回忆说，当时出差广州不能报销住宿费，需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最初的时候，每次护送病人过去后，我就把担架扛到亲戚家，借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扛着担架乘坐三轮车到火车站，然后再搭乘火车回深圳。那种担架可以对折起来，一个人扛有点重，但是没办法，我只能自己扛啊。”
刘俭珩告诉记者，有一次她护送一位2岁多的小患者去广州，男孩全身大面积烧伤，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但是他父母强烈要求要送到广州去治疗，于是医院就派我和男孩的一位家属一起去”。
去到半路（东莞）的时候，小男孩就因伤势过重去世了，“东莞那边我不熟悉，他的亲属又不敢抱，所以我只好抱着男孩的遗体坐到广州。然后再报警，交给广州警方处理”。处理完事情已经很晚了，她和病人的亲属就在火车站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坐火车回来。
刚做完手术自己也上了手术台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我刚刚协助外科医生做完一台手术，突然觉得自己的肚子很痛。我是学医的，有经验，所以就跟外科医生说，我要马上去化验一下。结果是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刚协助外科医生给病人做完手术的刘俭珩就这样也躺到了手术床上。
那段时间，她丈夫叶丽锋刚好被调派到了惠阳（宝安县属惠阳专区管辖），家中3个孩子无人照料，所以她做完手术，输完液之后当晚就回家，完全没有时间养病。
“我平时都忙于工作，所以陪孩子的时间比较少，感觉在这方面亏欠孩子们比较多。”她回忆说，当时夫妻两人的工作都非常繁重，她周六日也经常需要陪外科医生一起做手术，孩子没人带，她就经常把她们带到医院陪她工作，“我在手术室工作时，小孩都在外面，有时他们都趴着往窗户里偷看”。
医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起这60多年来人民医院发生的变化，刘俭珩感慨良多：“我刚来人民医院的时候，医院的技术水平很差。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医院搬迁到现在“留医部”的位置后，场地、规模都大为扩大，再加上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60年代初开始，从外地分配来的一些医学大专院校的大学生来了之后，医院的技术力量才有所改观。”不过，她认为，人民医院真正发生巨变和质变，还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后。
“我1993年退休，然后又返聘了2年，到1995年正式退休，总共在"留医部"工作了整整40年。开头做了30年手术护士，后面又做了10年护理部副主任”。
“最初的时候医院缺人，所以我们经常超负荷工作。最多的一次，我曾经一天接了3台手术，从早站到晚。”她表示，她刚到人民医院时，医院只有1张手术床和1名手术护士，发展到现在，人民医院已经有33张手术床和121名手术护士，“几十年来，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可以说医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晶报记者 罗俊杰/文 受访者供图（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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