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的精神指向 怀念吴定宇教授
●肖滨
近年来，每当获悉师友去世的消息，内心都非常的沉重和悲伤。三年前的7月，我来到殡仪馆，向吴定宇老师作最后的告别。在忧伤的哀乐声中，当我见到戴月老师的时候，这种哀痛和悲伤的情感尤为强烈。
说实话，我与吴老师日常接触虽不算多，但在中大文科教授中，无论学术与人品，吴老师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川籍学者。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对我们这些来自四川的文科学者不仅很关照，而且很关心。记得吴老师去世前不久，在康乐园西区的西聚园附近，我见到了在缓缓散步的吴老师。我知道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住院治疗，便关心地问起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恳切地希望他多多保重身体。他说起与疾病抗争的过程，说了一句至今我依然无法忘记的话：“真是九死一生啊！”然后，他用浓浓的四川口音对我说：“年轻人不要太拼啰，身体搞坏了，最后啥子事情都干不成！”真没有想到，这是我听到的吴老师的最后一句话！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今年7月初，我答应戴老师的约稿，一定写篇文字怀念吴老师。可是，却迟迟未能动笔。大约九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康乐园西区的校园里碰到戴老师，聊起这事，我才记起截稿的最后期限是9月30日。我有些怯生生地问戴老师：“我写首诗如何？”戴老师毫不犹豫地说：“你得写篇文章！”戴老师说得对，我得写篇文章。当然，这原本也是我的意愿。不过，文章从哪里入手，却让我颇费思量。
我和吴老师一样，早年从四川来到中大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但吴老师比我年长，也比我早五年多到中大求学，是我敬仰的前辈学人。在美丽的康乐园，我们常常碰面，参天的古树、翠绿的草坪以及红墙、绿瓦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这座校园的精神根基何在，吴老师远远比我理解得深刻和透彻。我意识到这一点始于注意到吴老师对陈寅恪的研究。
吴老师在中文系任教，他主要专业领域是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川籍学人，他研究过川籍文化名人郭沫若、巴金。与友人合作的《巴金与中外文化》和独著《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就是吴老师研究二人的代表性成果。如果说，吴老师研究郭沫若、巴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地域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那么，他关注、研究陈寅恪却有完全不同的缘由。根据吴老师自己的介绍，大致有三个机缘：一是吴老师从四川外语学院毕业后正在等待毕业分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其他几个学生向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请教，吴先生亲口告诉他，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是他最佩服的学者。从此，“陈寅恪的名字和吴宓先生说起他时流露出的渴求、焦灼的神情和目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二是吴老师1979年考取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走进了陈寅恪先生工作和生活过20年的康乐园，在这里，吴宏聪、饶鸿竞等先生每每和他谈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康乐园的故事。三是答应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之约，写一本陈寅恪传记。这样，吴老师“与陈寅恪先生开始真正结缘”。
1996年吴老师推出了《学人魂——陈寅恪传》。2004年，他主编了《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一书，其中涉及陈先生的文字，都是出自吴老师的笔下。不过，由于体例和篇幅所限，吴老师在这部校史中只使用了他新收集到的有关陈先生资料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也使得吴老师最后下定决心：重写一部陈寅恪传。10年之后的2014年，吴老师把《学人魂——陈寅恪传》中的内容扩大三倍，出版了50多万字的《守望：陈寅恪往事》。有意思的是，吴老师认为，“《守望：陈寅恪往事》可以说是《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的延伸。”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这句话蕴含着一层深意：理解中山大学校史，或者如上所言，把握“这座校园的精神根基何在”，需要发掘、阐释“陈寅恪的守望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这意味着对吴老师而言，为陈寅恪先生写传记不仅是为了彰显其作为学人的铮铮风骨，刻画他一辈子坚持不渝地守望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之魂，同时也是在为一所大学精神血脉的延续、传承而大声呼吁和奋力呐喊。或许，由此我们才有可能接近吴老师的精神世界，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感悟到他所守望的精神指向。
2020年10月1日，既是国庆，又是中秋，真是一个“家国一体”的节日。深切的家国情怀无疑也是吴老师心灵深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不过，我相信吴老师的精神世界也许更为广阔和超越。于是，在9月最后一天的晚上，我祈愿吴老师在比远方更远的地方，吃上广东的月饼、喝一杯家乡的美酒，听到远在远方的风送来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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