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希望写一部寓言小说
2020南方文学盛典
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曾铮
作品《四月在愚人船》
曾铮，1983年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先后从事教学与编辑工作，现居广州。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永夜之影》《四月在愚人船》，中篇小说《幽灵再逃》《造墓人》等。
[ 授奖词 ]
曾铮的写作，充满了活跃的想象，显露了独特的才华。他的行文，深受西方古典主义文风的影响，均衡节制，却又宛转优美。出版于二〇一九年的长篇小说《四月在愚人船》，是一次幻想之旅，也是一次寓言之旅。就如同歌德笔下的威廉·迈斯特登上了梅尔维尔笔下的捕鲸船，一个少年在奇特幻境中逐渐成长，体悟着愚蠢与智慧的辩证。小说构思精巧、意象瑰奇，让人不禁期待曾铮的下一次美妙航程。
南都：《愚人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德语文学经典，后来经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论述，“愚人船”已成为一个源远流长、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这次你为何重述（或者说再造）一艘“愚人船”？
曾铮：我并没有刻意去再造一艘愚人船，而是从福柯那里借用了这个意象，将其作为故事展开的舞台。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概念，我在读《疯癫与文明》时就被它深深吸引。在大众眼中，愚人船就是一个流动的疯人院。它在各个港口城市巡回演出，展览疯人，也收容当地的疯人，为这些不受欢迎的，被抛弃的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今天看来，无论是愚人船还是畸形秀当然都是野蛮的，不人道的，但在一本完全虚构的小说里，它依然不失为一个绝妙的舞台，能够让各种奇特的人物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登场。而我之所以选择在愚人船上展开故事，目的就是去写各种各样的“愚人”。在这个小说里，真正的主角都是那些无法融入正常社会的个体，是那些被人们称作疯子的异类。
南都：你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不正常”的人，也可以感受到你对人类知识与愚昧、理性与疯癫的思考，我可否将《四月在愚人船》视为一部寓言小说？在写作完成的时候，你对上述问题有没有新的看法？
曾铮：我确实希望写一部寓言小说，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但《四月在愚人船》能否算是寓言小说，我不敢妄言。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如果一个故事能被称作寓言，那就意味着它的价值已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族群或时代，而是直接触及了某种人类共有的，恒久不变的，让人之所以为人的事物。许多古老的寓言至今仍有其意义，堪称不朽，它们往往不直接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引发每一位有心人去思考。若没有读者思考的参与，寓言就不算真正完成，可见寓言的强大生命力并不仅仅寄宿于作者的文字，更来自无数后人的参与。
在《四月在愚人船》里，我塑造了一系列有别于正常人的异类，我借这些疯子之口提出问题，也借他们之口进行争论，并通过这种方式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思考。这些疯子彼此迥异，是各种理念与观点的化身，他们钻牛角尖，不懂得中庸之道，经常对同一个问题给出完全相反的答案。他们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事实上也是理念与观点的碰撞和冲突。我把这种冲突写出来，并不是要在最后给他们分个高下胜负，再像一个说教者那样朝读者抛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事实上，我自己就经常在这些人物身上来回跳跃。这部小说能否像寓言那样引发读者的思考，我不敢保证，但我确实用这部小说记录了自己思考的过程，同时也坦白了自己遇到的困惑，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新想法。我想，它恐怕不是一本让人豁然开朗的书。我也有一个奢侈的希望，那就是读者掩卷之后所说的并不是“哦，我明白了”。而是“哦？这个问题我怎么从没想过”？又或是“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现在让我再好好想想”。
南都：我从你的小说里读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和拉美文学的影响，你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
曾铮：我确实喜欢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深受拉美文学影响，尤其欣赏《百年孤独》。《四月在愚人船》模仿借鉴了这种写作风格，如果有人读出了这种味道，我会很欣慰，并将其视作自己的成功。但与其要给这部小说贴上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我倒觉得它更应被称作“魔幻非现实主义”或“魔幻超现实主义”。毕竟，愚人船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完全架空的世界，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地点，相比起马贡多，显然离现实更加遥远。我的目标并不是写出一本畅销的通俗小说，更不强求自己的作品能被每一位读者喜爱。我希望创造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这对读者而言或许是一种挑战，一种考验，它要求读者付出一点耐心，放慢一点阅读的速度，而这本书也将由此来选择读者，与真正喜欢它的人相遇。
南都：你在创作谈里说，自己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你的阅读经验，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哪一个对写作来说更为重要？
曾铮：我认为这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作家主要从生活中获得素材，另一些则偏重从阅读中获得灵感。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更像是互助互补。我相信《红楼梦》大抵来自曹雪芹本人的生活经验。但我也敢保证，创作《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从未体验过东汉末年的生活，创作《西游记》的吴承恩也从未亲身远赴天竺，更一辈子没见过一只妖怪。每一个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关注焦点和创作目标，这决定了他们素材和灵感的来源，无法一概而论。而且，在我看来，阅读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么阅读经验又何尝不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呢。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将两者割裂开来。
南都：你曾经投身物理方面的科研工作，科研讲究的是绝对理性和严谨，这种习惯或者是态度，会影响投射到你的小说创作中去吗？
曾铮：也许是当局者迷的关系吧，坦白说，我并没有这种自觉，至少，我在写作时还从未刻意去表现过这一点。但的确有朋友把我的小说评价为“严谨”，甚至是“学术化”。这让我很惊讶，我搞不懂自己究竟在哪里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甚至也不敢问这究竟是一个正评价还是负评价，只能感叹多年的理科生涯或许真的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让我即使在写疯子时也难以掩盖某种理性的烙印。但我相信，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只要运用得当，任何一段特别的经历都可以转变成自身的优势和创作源泉，我理科生的出身也不例外。也许，我会在未来的某部作品中发挥这一点，利用它来让作品变得更有特色。
南都：你认为小说家应该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曾铮：作家注定几乎总会用一种警觉和审视的目光来观察自己所处的时代。一个作家越优秀，越有洞察力，就越能注意到那些被常人忽视的东西。他的所见异于常人，所想自然也异于常人，这是他创新的动力，却也意味着他会成为一个异类。正是凭着这种敏锐的观察，大部分作家才能够用写作记录当下，成为时代的见证者。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作家，他们与时代的关系更加紧张，更加格格不入。他们成为作家，目的并不是用写作去记录时代，而是恰恰相反，他们要用写作去逃避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无法适应时代，而写作则成了他们心灵的避难所。
南都：接下来，你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和规划？
曾铮：我会进一步锤炼自己的文字，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叙事方式。至于题材，这要视我以后所关注的问题而定，我不着急做十分长远的规划。眼下，我正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已经接近完成，我将其视作《四月在愚人船》的姊妹篇，希望它能够更理想一点。
曾铮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各位评委，能把这个奖颁给我，这实在是我的荣幸。
《四月在愚人船》这本小说能得以出版，我必须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赵金老师，感谢《作家》杂志的王小王老师。这个小说完稿于2016年，经历了一年多四处投稿，四处碰壁，终于得到王小王老师的关注，她慷慨地将杂志的大量篇幅赐予我，让一个无名作者的长篇得以全文刊发。之后又幸运地被赵金老师看到了，她热心联系帮我出版，让我十分感动。从完稿，刊发，成书，到获奖，这个小说仅经历了四年时间，是非常顺利，非常幸运的。但如今回首，难免感觉这都已成过去，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步写作，我希望自己能有所长进，下一部将是更好的作品。
写作者是孤独的。他注定要独自努力，独自前行，无论是苦是乐，他必须独自走完写作的全程，即使后来有幸获得旁人的回应，两者在时间上也存在落差。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写作者应有的正常状态。这种孤独未必是坏事，它能过滤掉大部分喜好热闹的，以实际利益为目标的写作者，让他们转而投身于“性价比”更高，收效更快的行业。而更重要的是，它能让留下来的人保持冷静，在面对挫折或荣誉时，以一种远距离的，近乎旁观者的心态看待自己。
我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晚，所受的文学训练也极为有限。在大学和研究生时代，我的专业都是理科，我曾以为自己会成为科学家，后来作罢，中间的心路历程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正是在实验室里偷懒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莎士比亚，卡夫卡，加缪，尼采……后来，终于有幸与我热爱的两位作家相遇，那就是马尔克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痴迷于马尔克斯的丰富，折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的幽深。可惜的是，能与他们比肩的人实在稀少，而他们的身影虽然巨大，但终究未能覆盖人类世界的全部，而这也成了我最初的创作动机。我的想法很幼稚，我要写出一部既像马尔克斯那样斑斓，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幽深的作品。而这部作品存在的意义，首先就是让身为读者的我自己感到满意。《四月在愚人船》就是我的一次尝试。今后我还会做不同的尝试。
一个年龄已在三十后半的人，在其他任何一个行业，恐怕都只算个迟到者，早已无颜自称新人，更羞于谈论理想或潜力。唯独在作家这个职业寿命超长的圈子里，大家似乎对新人或青年有着相当友善宽容的定义。今天能够领取这样一个奖项，我在受到激励的同时，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想到历届获奖的前辈老师，难免心生惭愧，害怕自己的名字不配与他们写在一起。作为“潜力新人”奖的得主，对于自己是不是新人，我倒没有疑问，我的确还很不成熟，对于我来说，文学的世界是陌生的新世界，我欠缺很多，唯独在倔强和任性方面不输给任何一位年轻人。至于有没有潜力，又能否发挥出潜力，我不敢保证，而这也不是我自己能评判的事情。我唯一能保证的只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无愧于心，一直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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