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树下的澳门
对于澳门这两个字，我一点儿也不陌生，我知道她的存在，同我的年龄一般大小，就像我知道我的家乡。家乡的味道，或许是一道菜，或许一首歌，或许一个熟悉的乡音。我下意识里家乡的味道，除了囊括以上种种，她还是一头黑白相间的卷发，一袭飘软的旗装。
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的头一年，寒假回家，迫不及待地，想去见景焕伯母。人还在长途车上，心里已经在盘算着与她见面，送上她小时候的零嘴，她会是什么表情——大概会眼睛发亮，一副欣喜万分的模样吧——毕竟，四十年过去了，她没再回过她的家乡，没再尝过儿时最喜爱的零嘴了。
春天，凤凰树枝头攒动，满树火红的花朵，像极满头凤冠，花瓣飘洒着穿过细片绿叶间，铺满景焕伯母的家门口。伯母在做什么呢？眼光越过孔子庙瓦瓴上的瑞兽，经过洁净的走廊，与明亮的日光一起，不作停留，落在她的长着老人斑的手上——这双手修长、灵动，有时拿着鸡毛掸子，清理层层格格的，没有灰尘的药格子层；有时候在白净的处方纸上写着什么；如果来的不是时候，孔子庙四围咚咚咚的下课钟刚刚响过了，这双手或许放在哪个孩子的挠骨上把着脉了。
那年我九岁，在春潮涌动的季节里，父亲牵着我的手，穿过扑簌簌落红满地的凤凰树荫，走进那所即是诊室也是起居室的小屋子，满头卷发的伯母纤瘦的手指，暖暖地搭在我的小手上，帮我把脉。而后，她用她那与我们本地人口音完全异样的、极为软绵绵的音调跟我爸说，“老十，你这个女儿应该得了肾炎了，你带她去医院做个尿常规。”
以前我到小诊室来，都是跟着爸爸来玩儿的——那时候的小镇几乎没什么娱乐，大人们除了侃大山，下象棋已经是最大的生活乐趣了吧——看我爸与伯母的儿子下棋时那股狠劲儿，我就知道那准没错的。爸爸下棋一般选择在晚饭过后。我们父女俩，借着或圆或缺的月亮，透出来的朦胧夜色，从凤凰树下走过，进到小屋里。小屋的洁净，不是小镇上的一般人家可以比拟的。那时候经济还远不如现在发达，小诊室的地板还是裸色的水泥地，但就是那样的水泥地，景焕伯母也把它洗刷成了绛青色。屋里的小物件，哪怕那几株养在室内的富贵竹，也筋脉清晰得发亮，绿闪闪到底。夜修下课铃声响过，不久便有零星的学生前来找景焕伯母，诉说他们的不适。伯母声线非常细腻和软绵，她一边安抚这些前来就诊的学生，一边去药橱里取药。
我习惯看她为别人看诊，从没想过有一天，她会眼底生怜地为我作出诊断。
“有这么严重么？”父亲垂下手，神色慌张。
“应该比较严重，做了尿常规，你把结果拿过来我瞧瞧。”她跟父亲说完话，转头直视着我，“阿妹，现在起，你不要吃咸味的东西，凡是含盐的，一律戒口。”
我曾奇怪她的口音，她嘴里生硬的潮语，一点也不流畅——她的声线那么好听，但说起话来却是几个字几个字地咬着，拧巴得不行。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儿童的听觉，仿佛音乐磁带打着结；不但止口音，我还好奇她的着装，她总穿着不同于我们当地人穿的服装——我奇怪满街的服装店里找不到一件跟她一样的衣裳——她穿叉口改小了的旗装，或者只有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花衣裙。这不像小镇里的其他女人，她们衣服的款式总是单一又直板板的，与她相比，简直没了生动气息。她是我童年的一个谜团，但父亲轻轻的一句话就把我的谜团引向一个地方——
父亲说那是因为，她来自澳门。
“她不是我们本地人——来自澳门，因为去北京读大学，然后与她的同学，我的好朋友景焕结婚了，然后因为战乱，回到了我们小镇。”
“那么，你的好朋友呢？”我疑惑，我只看见过她的儿子，却从不曾见过她的丈夫。
“你几岁大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对于父亲的解释，当时我尚小，有限的年龄里不能理解很多事情，比如具体到他们是在北京的哪所大学读书？比如为什么解放后仍然留在小镇？她和她的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澳门？比如以他们夫妻的学识，为什么甘愿囿于小镇？诸如此类，都是在长大之后才想到的。可惜那时候，我只关注她的外表了。
不过也是因为景焕伯母，我对澳门，有了种无形的亲切。导致因为中山毗邻澳门，由衷对中山生了亲近的感觉，所以毕业那年摒弃其他的城市，到中山安置下来。在中山，常常看见澳门的字眼，常常见到了来自澳门的人，或者接触了与澳门有关系的建筑。
说回我的儿时。那场病，浩浩汤汤，历经数年，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像连绵不绝的梅雨天气，差不多营连了我的整个小学阶段。因为这个病，景焕伯母于我的印像，顷刻之间，从慈爱的女性变成干练的大夫。每每与她蒲一见面，她就撩起我的裤子，唯一的事情是扎屁股针和问诊了。
有一段时间是晚上去的。之所以选择晚上去扎针，是因为我们要去她的起居室里看电视，那段时间电视热播《乌龙山剿匪记》，在她的诊室里扎过针后，我便和爸爸到里面的起居室，跟景焕伯母一家人看起了电视连续剧。
期间她说到了她的家乡，说起了澳门的小食，说圆圆的啫喱鱼蛋，说长长方方的酸面包，说大三巴，说葡京和其他什么地方。她说了很多我陌生的东西，我是没能记住了，但是那两样小食和葡京我是记下了。吃的东西对小孩子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记住葡京的原因是因为她说里面是大娱乐场，包括赌场，吸引全世界各地的名人前往。《乌龙山剿匪记》精彩的情节把病痛和她口里难忘的澳门统统赶出了我的世界，我的脑海里整夜都在想着”东北虎“和女特务，直到去了梦乡。
景焕伯母说我是很乖的孩子，严格执行戒口，能坚持几年颗盐不入口，又勇敢，每天不落地跑去找她扎针，所以小学五年级之后，我不用再去找她了。也许去她那里总是疼痛的记忆，也许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活动空间，总之病好了之后，我不再去她那儿，诸如她的儿子不做老师了，自己开了什么厂子之类的事情，都是爸爸从她那儿带回来的消息。
离开小镇去广州读书之前，我去跟她辞别。她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说学食品。她又一次说起了澳门的小食，说圆圆的啫喱鱼蛋和长长方方的酸面包。经过了七年的时间洗礼，孩童时期她在我屁股上扎的针眼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笔精神财富，每每想起她温暖的手指在我的小屁股上挠痒痒，紧接着一阵剧痛，她软绵绵的话同时在背后响起，“好了。”心里就感觉一阵温暖，是啊，凤凰树下，她忙碌又闲定的神情，哪里会与澳门的啫喱鱼蛋和酸面包挂钩？
我告辞她，走出她的小诊室，她在凤凰树下的窗口写着什么，她跟我招手再见，7月的凤凰树落英纷纷，她满头卷发下，眼眶上的眼镜片上一片火红。
我特意去找有关酸面包的资料，知道她说的是一种烤面包，放在定型盒子里发酵，然后在烤箱里烤成金黄色，出炉。她儿时的记忆，也许就留在酸面包的美味里了。为了给她一个惊喜，寒假回去之前，我特意上街买了长方烤包。
那棵立在她诊室门口的凤凰树，已经褪去满枝繁花、繁叶，枝叉光秃地顶着蓝天白云。
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弄药橱子。
“你的景焕伯母？”女子恍然大悟一般，“哦，你说老校医？——老校医走了。”
“走了，回澳门么？”
“你不知道呀？”女子定神看了看我，“去了天堂呀······”
她谜一样活在了我的心中，这样风一样的女子，她盛开在民国时期，结束于和平年代。对于她的许多疑问，等不及我的长大，便烟消云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耿耿于怀她身为医者为我所做的一切，而我却没有只言半语的存谢。若干年后，我再回去，想寻她儿子了解她的痕迹，然而，令人失望——她的儿子已去了别的城市，当年的那些邻居老教师，搬走的搬走，迁徙的迁徙，校医室也焕然一新，不是早先的模样了。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次年我与家人立刻去了我儿时就耳熟的澳门。我想我不是一个人去游历澳门的，我之所以这么着急去看澳门，那是——我的眼睛之窗与心灵贯通着，里面住着那个民国女子，她黑白相间的卷发，旗装正好裹着她芊芊的身材，她在我的心里呼唤我去看澳门的大三巴，去看葡京，去品尝啫喱鱼蛋，去体验酸面包。
她应该知道，大三巴雄伟的台阶下，鲜花拥簇，已经不再是泥泞的土路，四周当年低矮杂乱的房子，早被高楼大厦替代，它们在海的那边，鳞次栉比。如今的澳门，早已不是那年凤凰树下，她记忆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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