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年轻父母“求托若渴”，另一边托育机构又少又贵，如何解？有政协委员支招 建议财政支持 鼓励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
■刘兰妮
■王卫芳
■0至3岁婴幼儿托育需求巨大，鼓励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显得很迫切。(资料图）新快报记者 李小萌/摄
■专题策划：新快报记者陈红艳吴晓娴■本版采写：新快报记者黄闻禹李佳文吴晓娴■本版摄影：新快报记者夏世焱李小萌
婴幼儿成长，事关千家万户。据相关统计，2018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出生21.54万，其中二孩占11.02万，二孩在所有新生儿中的比例超过一半以上。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照料负担和托育需求更为凸显。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以“家庭为主，托育补充”为基本原则，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是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重点之一。
然而现状却是，一方面年轻的双职工父母忙于打拼，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即使有人带，新手家长在“带娃”上也是一头雾水；另一方面，如果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又担心机构的资质和服务质量。
在年轻父母“求托若渴”、托育机构难以选择的双重困难之下，家长的托育之路该如何走下去？对此，有政协委员建议，可以由财政拨款，鼓励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
媒体求解
问题1
老人、保姆能帮带，还要送托育吗？
“家里有老人或保姆可以帮忙带娃,还要不要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这是不少父母面临的一道“选择题”。
黎太太的儿子两岁多，由于要上班，孩子主要交给外婆照顾。但她不免担心，“我妈妈那一代人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对于怎么带孩子，观念上还是有一点冲突的，我的观点我妈妈不认同，大家互相说服不了谁。”
她表示：“如果可能有比较官方的、权威的，一些系统性的第三方机构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对的，可能我们双方会比较听得入耳。”
“小朋友过了一岁半以后,住家保姆已不能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和求知需求。”家长乐儿表示,在托育机构能让孩子们一起玩一起学习,对小朋友的成长教育更有帮助。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保健部副部长张帆指出,0至3岁婴幼儿进入托育机构,能让宝宝更早从集体保育中获得社会生活带来的好处,对正常孩子的集体生活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锻炼更充分,特殊儿童如自闭症儿童在集体生活中更容易被及时发现和确诊。
问题2
托育机构良莠不齐，家长如何选择？
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后，双职工家庭中0至3岁幼儿的托育需求逐渐凸显。近两年来,广州的托育机构呈现“雨后春笋”之势。然而直至去年10月,国家卫健委才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国标”落地但细则尚未出台。
市场先行,规范滞后,一方面导致机构的准入没有“门槛”,空有一颗想“合法合规”的心,实际上却没有办证上牌的具体指引；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生均面积”“师生比”“班级最大人数”等具体标准,家长在选择托育机构时，心里少了“一杆秤”。
由于家里的老人生病，家住广州市越秀区的李杨(化名)在不久前面临着二胎女儿“谁来带”的问题。她开始留意托育机构方面的信息，但在家附近方圆几里找了几圈，都没有找到公立托育机构，走访的几家类似服务的私人托育机构，不少都没有营业执照，不敢贸然把孩子送过去。
在邻居的推荐下,她把孩子送到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小托育机构。起初非常担忧的她，通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发现孩子被照顾得很好，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一利好消息，去年底广州市卫健委透露：《广州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已完成起草，这意味着“托育市标”即将出台。同时,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开始受理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机构注册登记,目前已有近40家取得“合法资格”。
问题3
家长一边喊“贵”，机构一边喊“穷”
新快报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民营机构由于自负盈亏,在收费上亦难以做到普惠，收费普遍较高。
阳光金摇篮托育中心是在广州起步较早的托育机构，从2012年开始从事婴幼儿的托育。该中心创办人李建华告诉新快报记者，近年来随着“二孩”开放和家长育儿理念的转变，托育需求越来越大，但盈利空间很小。
“一是机构选址限制，如果以一楼为首选，会增加运营成本，难以达到普惠为民；二是幼儿配餐，因为托育中心一般人数少、品种要求多，难以找到适合的配餐公司；三是托育机构老师配比各项要求比较高，相对收费高于幼儿园，有的家长虽然认可，但有经济压力。”李建华说。
家长乐儿告诉记者，自己为女儿选择了希蒙国际托育中心进行托管，每个月的费用是4200元，包含每天4餐的伙食，但需要一次性付完一年的学费。乐儿希望广州能增加多一些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托幼机构，政府参与设计行业标准和资质，并提供适当的补助支持这个行业规范发展，“3000元左右一个月比较合适”。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从今年3月起，越秀区首次试水婴幼儿照护服务,与社会机构合作,分批次为区内常住人口家庭提供1-3岁婴幼儿公益性托育服务,学费按照市场价7.5折计算。
省政协委员、广州海关技术中心研究员王卫芳：对育儿家庭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
委员献计
王卫芳关注到，幼儿园基本只接受3-6岁的幼儿，使年轻父母工作分心、职场竞争力下降。3岁以下幼儿无处可托，基本以家庭养育为主，当妈妈休完产假返回工作岗位，只能请保姆或爷爷奶奶协助。
王卫芳认为，满足家庭的托育需求，需要多措并举，从各个层面进行发力。国家层面，可以推出大力鼓励生育政策和奖励生育制度。政府对生育一胎、二胎的家庭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助，用于补贴养育、托儿等费用。
家长想找托育机构，也面临着机构少、收费高、离家远、存在安全隐患等困境。王卫芳认为，要充分发挥省、市、县（区）三级财政合力作用，适度通过财政支持、补助和补贴等方式鼓励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降低门槛，公平对待并扶持民营托育机构，鼓励民间有资质、有实力的机构办优质托儿所。有条件的大型企事业单位自主设立3岁以下托儿室/所。
省政协委员、省妇联一级巡视员刘兰妮：多元化调动社会资源解决托育难题
曾在2018年提交《关于推进3岁以下儿童托育服务的提案》的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妇联一级巡视员刘兰妮在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再次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扩大供给支招。她指出，目前社会资源仍然有很多潜力可挖，全社会可以用多元化的方式解决托育需求缺口。
刘兰妮具体有四个建议。首先可以鼓励和支持公立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办接收3岁以下儿童的托班。其次是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在自有场地内开办托幼园（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第三可以鼓励和支持城镇街道、社区利用公共服务资源，推进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让有资质的社会组织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在社区举办托育服务机构。
此外，鼓励基层卫生保健机构延伸服务。“3岁以下的孩子主要是保育方面的需求，托育工作的主管单位也已经明确为卫健部门，而婴幼儿卫生保健已经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刘兰妮表示，目前基层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本职工作已经超负荷，建议加大对基层卫生保健机构的投入，从人、财、物方面提高保障能力，在基层卫生保健机构进行托育服务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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