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人类学系教授姚崇新:“先光孝后羊城”不正确
10月13日，在体育西路的心居地书店内举办的一场“重读广州”沙龙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崇新向记者和其他观众分享了他眼中的光孝寺。姚崇新长期研究光孝寺历史，2016年起，他还主持广州市政府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程委托项目“广州光孝寺与海上交通关系研究”。姚崇新认为，在中古时期，大量外来僧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光孝寺，也有很多中国僧侣从光孝寺南渡，前往国外交流学习，光孝寺在岭南地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首屈一指。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武威、肖欢欢
称呼始于南宋
姚崇新首先向记者讲述光孝寺的历史沿革。他表示，目前很多人谈到光孝寺历史，都会拿出乾隆年间编纂的《光孝寺志》作为研究依据，但《光孝寺志》的成书年代太晚，许多记载找不到更早的文献依据，所以仅依靠《光孝寺志》来建构光孝寺的历史，特别是其早期历史，是非常不合适的。
多年来，姚崇新依靠对唐代以前僧传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以及宋元方志文献和石刻资料的仔细梳理，重新勾勒出光孝寺的早期沿革。
姚崇新表示，光孝寺最初由三国时期东吴贬官虞翻的苑囿改建而成，改建年代约在3世纪末4世纪初。“广州建城已有2200多年，原来叫番禺，"广州"的称呼最早始于三国东吴的黄武五年（226），所以即便从"广州"一名的出现算起，广州也比光孝寺要早，所以"未有羊城先有光孝"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姚崇新说，光孝寺在历史上曾有很多名字。最初这座寺院叫王园寺，后来又被拆分为两座寺院，即王园寺和制止寺；到唐朝初年，又改称为乾明、法性二寺；武周时期，两所寺院又改称为大云寺；中宗复位后，一度改为龙兴寺；至迟到宝历年间（825-826年），又恢复为法性寺，其后寺院名称更迭反复，直至南宋宋高宗时期，才改称报恩光孝禅寺，光孝之名自此始，南宋晚期，大家便简称它为现在的称呼——“光孝寺”了。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姚崇新说，唐宋以来，光孝寺在广州僧俗两界的社会影响无出其右，是广州地区与朝廷关系最密切、政治地位最高的寺院。此外，光孝寺在长期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发展中渐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来到光孝寺的大量外来高僧，以及若干同样曾来到光孝寺但名不见经传的外籍僧人；另一方面得益于取海道赴印度求法曾经停光孝寺的中国高僧。“这些来往的高僧，对光孝寺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见证。”姚崇新说。
据悉，这次由艺旅广东组织的“重读广州”活动，邀请了广州文史、考古专家，以广州史为主线，透过考古的视野，从书本到实地，通过文化讲座、博物馆导览、城市走读、寻访广州考古遗址和历史遗存的形式，一章一节，阅读这本名为“广州”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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