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 / 郭爽 为了找寻童年最深处的梦境 我愿意学习发抖
《我愿意学习发抖》郭爽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正午时踏进光焰》郭爽 著青马文化·新星出版社2018年11月
晶报记者 伍岭
2015年2月，郭爽打包行囊，从居住了十年的广州起飞，前往德国。她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开启一段漫长而难忘的行程，而这一切皆源于她童年的幻梦。
她在《后记》里写道：一个孩子，在还没有认知所谓国度、权柄、荣耀之前，通过阅读想象出一整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比她的身体所嵌入的世界更能予她安慰。在还没有学过地理，不知道欧洲大陆形状几何时，我就知道并相信，亨舍尔和格莱特在黑森林里迷了路；把莴苣公主围困在高塔的是爱；而那个想要出门去学习发抖的年轻人，并不是一个他父亲眼中一无是处的傻瓜。
带着这样的幻梦，郭爽踏入格林兄弟的国度并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去找寻那些被成人世界遗失的美好。这便是《我愿意学习发抖》的起源。你或许也是那个想要出门学习发抖的年轻人，那么你也会和郭爽一样，发现童话里比真实世界里更多的真实。
诗人蓝蓝说：“在异国他乡的黑森林寻找童年之梦，勇敢的作者找到了无边的人间。”这大概也是我们阅读这本书的理由，跟随郭爽的田野调查之路，延伸我们对生活的认知。
“想象”这件事需要勇气
晶报：《我愿意学习发抖》缘于你参加的德国“无界行者”写作项目，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吗？
郭爽：“无界行者项目”是由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和德国柏林文学协会合作的项目，支持和资助各国的文字写作者、电影人和摄影师驻留此地调研和创作。这些创作意在打破固有的成见，给大众带来全新的视角。
我在2014年底申请时项目刚启动第一届。在项目网站的说明里看到一句话激励了我，也让我印象深刻，“无论您是新人还是已经成名的写作者、电影人、摄影师我们都一律欢迎，平等对待。如果您能够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信息，并敢于在您的作品里提供您自己的新视角，您就可以申请。”
那时我还在南方都市报做编辑，虽然出过一本专栏结集的小书，但心里清楚距离真正的写作还有相当的距离，可以说是个彻底的新人。这样的项目说明让我决定鼓起勇气去试一试。
晶报：当时为什么会以格林童话这个选题去寻访德国？
郭爽：小时候，父亲给我买了很多书，《格林童话》是其中一本。在长大、离开家之前，我读了很多很多遍。这是一本经典的童话，但它却带领我走进了陌生的高山和河流。《格林童话》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梦。
在我开始写作以后，发现神话和童话中蕴含着神奇的力量，古老的故事会说话，它们蕴含了最原始基本的人类情感和想象。我想我要去找寻童年最深处的梦境，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需要去德国。
晶报：恭喜你如愿完成了这项计划。那么在这个国家里，你亲眼所见了多少“童话”呢？
郭爽：就像我在《后记》里写的，德国之行，我见到的是“几个活生生的人，如何去面对伤痛、幻灭、成长、离别”。但也许正是在这些人类古已有之的日常生活里，蕴含了童话里最珍贵的品质，比如勇气、坚韧，也埋藏了人一生最重要的学习——如何去爱。
晶报：什么才是讲好童话故事的关键？
郭爽：菲利普·普尔曼说过，“讲童话故事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不过是巧用人类的想象力。”然而这件事，“对孩子们来说轻而易举，但对大人们而言，实在难于登天。”
大人会觉得一则童话里充满了bug，或者觉得童话片面。所以他们才是大人吧。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张会自己开饭的小桌子，为什么不痛痛快快使用它呢？你会发现，想象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它需要勇气，需要不受社会道德约束的一颗自由天真的心。
作家不能只考虑题材，而要考虑语言
晶报：在写作之前，你会考虑用虚构或非虚构来创作吗？
郭爽：马尔克斯有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活着为了讲述》，相对于用什么形式写作，如何讲述才是最重要的。在当代整个世界范围内，可能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一直是作家试图打破的，让小说看起来像真的，让非虚构看起来像小说。因为现实本身并不那么真实，或者说越来越不真实。如何去捕捉和表达这种微妙的感受，就需要用文学来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
晶报：要处理这个问题就在于作家如何讲述。
郭爽：盖伊·特立斯的《邻人之妻》是典型的非虚构（报道式）写作，如果我们谈到非虚构另外一个类别“非虚构小说”的时候一定会提到卡波蒂的《冷血》。卡波蒂是小说家，胜在文体和语调；特立斯是记者，胜在题材和挖掘的力度。但所有的非虚构作品都要面临时间的检验，五十年后如果读者还去读它，不会是因为他们写的题材（我们的尺度和资讯量不断膨胀像失控的怪兽），而是作家怎么去讲述、如何创造一种独特的讲述方式。
当代经验公认是最难写的，因为时代的发展处于高速变化中。但根本上，一个写作者，不管你是写小说还是写任何东西，你不能只考虑题材，而要考虑语言。每天我们的日常语言和写作语言都在受到现实的侵占和攻击的时候，你怎么拥有一种自己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去进行最大限度抵达真实的讲述。
晶报：虚构和非虚构也有互通的语言吧？
郭爽：千禧年之后，小说已经越来越像自传，比如克瑙斯高轰动欧洲的《我的奋斗》。而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写作，无论笔法，更多被宽泛地称为随笔（Essay）。现在我们已经不会说一位小说家是意识流小说家或者象征主义小说家了，这些曾经的流派都已经成为广义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被大量使用在写作中，像呼吸一样自然。中文写作也在这个大的文学共和国里成长和变化。
文学最后的重要问题或是人类
晶报：有哪些作家或学者对你产生过影响？
郭爽：过去三年我不断重读这些人的书，我想他们或多或少影响了我：莎士比亚、契诃夫、卡夫卡、汤显祖、普鲁斯特、T·S·艾略特、鲁迅、远藤周作、卡波蒂、伊丽莎白·毕肖普、福柯。
晶报：除了这些影响你的作家之外，目前还有哪些阅读方向？有没有特别想要攻克的比较难的书籍？
郭爽：我习惯阶段性地读一个主题的书。比如去德国之前，读了不少关于神话、中西传说比较、童话研究的书。去年我读得最久也最认真的一本书是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今年因为要写远藤周作这个题目，目前书桌上堆了很多本书待读，也是要下苦功了。
晶报：你觉得这个时代的青年作家应该去关注哪些问题？
郭爽：去年，89岁的哈贝马斯接受采访时说：“我仍旧是老派观点，哲学应该继续尝试回答康德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知道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类是什么？”对我来说，把“哲学”替换为“文学”，把“康德”替换为“契诃夫”或者“卡夫卡”同样说得通。对文学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人类是什么？
所谓关注，我想是从自我经验中深刻思考锤炼的结果，每个写作者也只是在这个时代和国度里活着的一个个体。大概这样的“关注”，才是靠得住的吧。
编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
晶报：你曾经是报社编辑，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后来又为什么离开？
郭爽：2005年，想写字的年轻人都想去广州啊（笑）。做一个与文字相关的、有意思的工作吧。我大四时在广州实习过，所以很快明白了这份工作吸引我也适合我。找工作时就锁定了想进报社。是否要离开这件事其实犹豫了好几年，最后辞职是有家庭的导火索然后一时冲动就提出了。但我想，在报社的那些年，我是开心的。
晶报：那你如何看待媒体人这个身份呢？
郭爽：我在新快报工作了四年，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了七年，做编辑的时间长于做记者。做编辑是不用在报纸上“写作”的，你的工作是隐形的，再大再难的选题，编辑可能前期后期都要付出很多，但最后印刷出来，是把记者推上前去承担荣光或者诟病。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它让我保持了对社会和时代的触觉和敏锐，同时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人”，反而可以耐心地、认真地去听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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