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散文是形散神散 兼评《荔都》2019年第1期的几篇散文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上个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其主要的文学体裁如汉语新诗、小说、话剧等，主要是在嫁接，吸纳西方的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唯一例外的是散文。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唐宋韩欧的古文运动，到晚明小品，到清代方姚的桐城古文，再到五四新文学时期的胡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白话文作品，散文一脉相承，基本上传承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是血统纯正的中国风。
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为当代散文写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丰厚的理论和实践资源。总的说来，中国散文似乎可以简单地归类为“载道”与“言志”两途。韩欧最早提出“文以载道”，桐城派“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定位，反映了载道之文的继承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鲁迅为代表的“遵命文学”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融入时代，参与政治，批判社会，实则扛起了“载道”的大旗。周作人、林语堂推崇晚明小品，并继承了他们的“闲适”“性灵”的品格，是言志的积极倡导者。无论载道还是言志，五四散文都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是现代白话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散文和其他文类一样，也走过了一段弯路，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偏执性诠释，文学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和应声虫，并产生了大量颂歌体散文、“伪散文”，营造了一次空前的散文的虚假繁荣，其流毒之深，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当新时期文学启蒙运动高歌猛进，其他文学体裁如诗歌、小说纷纷挣脱僵化的思想理论桎梏，闯出一片新的文学天地时，散文还深陷在旧教条的泥沼里，茫然若失，进退失据。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了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时期文学理论和实践成果的积累，散文创作才重新获得了生机和活力，出现了以余秋雨、贾平凹等人为代表的“大散文”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散文创作也随之呈现了空前繁荣和纷繁复杂的景象。
“形散而神不散”的理论，就是左倾思潮下的产物。
“形散而神不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它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强调一个中心，一个主旨，强调文学的工具论。其后果就是杨朔、刘白羽式的“颂歌体”散文的充斥和泛滥。杨朔式的“卒章言志”“先抑后扬的大转弯”、刘白羽的“日出”“晨光”式抒情广为效法，影响了好几代人。而“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写作范式似乎至今还是不少业余作者，包括我们增城的一些作者信奉的教条。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散文，显然很有必要。
散文之“散”，先不要望文生义。散文只是一种与韵文（比如诗歌）区别开来的文体，就像它的前身古文，是与骈文（一种韵文）区别开来的一样。而在西方，与ESSAY(散文)相对的则是PROSE(有韵之文)。 “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写作规范”，专在“散”字上做文章，可以说，从开始就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导。
看看现在公认的散文大家，他们的作品里，哪有什么一个单一的主旨、中心或主题？鲁迅杂文匕首、投枪式的锋芒，往往体现在“四面出击”、见招拆招的写作姿态上；周作人、沈从文等人，更是率性而为，随遇行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张中行、季羡林等学问大家的散文，回忆往事，品评人物，娓娓道来，如家常闲话。这些散文之正脉，哪里有什么“神不散”？范培松教授说得十分透彻：一篇完整的散文，关键在于“形、神的相洽与和合无间，恰如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外在的物质形骸与内在灵魂的那种有机统一。当形、神凝成了一个境界，则散文再怎么散，也能够表现个体"这一个"的独特风格与性情。”
散文圣手苏东坡曾说，“（写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谓一语道破了散文写作的奥秘。这里的“质”既包括了“形”，也包括了“神”。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深刻地说明了散文写作方式上的散漫自由，形散神散的特点。
至于怎样才能写好散文，我想针对当地作者存在的问题来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要写好散文，首先要讲究一个“诚”字，要敞开心扉，“表现自我”，表达真我。散文是一种直抒胸臆的文体，不像小说那样，孔乙己如何如何，刘跃进怎样怎样，散文写的就是作者本身，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因此，散文全凭本色感人，没有一个“诚”字，本色无从谈起。有的人一写散文，就端起架子（老舍语），装起B来，有意无意去掩盖自己的内心，掩盖自己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想法，真实的状态，甚至去扮演不属于自己的角色。我上初中的时候，在当时很流行的《作文通讯》上看过两篇同题作文，印象深刻。讲的是在一个著名的风景区，看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背石头上山。其中一篇马上发扬杨朔式拔高，慷慨抒情，大谈劳动人民怎么勤劳勇敢，如何发扬“松树精神”；另一篇则从中看到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改善他们生活的愿望。前者的做法显然是遮蔽了真相，也遮蔽了内心。
诚，还要求作者有一颗“平常心”，评论家王兆胜说，“现代散文……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一颗心的异化，即失去了“平常心”，于是散文变得焦虑不安、世俗功利、肤浅无聊，有的甚至是无耻肮脏。”没有了平常心，有的更多是“富贵心”：大谈与名人见面、与名人合影、与名人拍肩膀。等而下之的，写起游记来，动辄与几个阔朋友“驱车前往”，动辄某某长、某某官，势利慕名之情状，溢于言表。这样的文章，能有多高的品格？
本色更体现在作者的才气、识度和情怀上面。
很多人的散文，充斥着人云亦云的大路货，没有新颖犀利的观点，没有嘎嘎独造的语言，没有纵论古今的才气学养，没有高旷的情怀，没有超越、反思的自觉和能力，有的只是“庸熟”。你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知道你会怎么讲，这样的文章，于我何有哉？
当然，形散神散不是说不要章法，不需要结构，不需要谋篇布局，相反，结构反而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手段。高明的散文结构，是开头提到的，形式与内容的在“境界”的层面上和合统一，形神相洽，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大象无形。
讲完了关于散文写作的这些大话，下面我想就这期的《荔都》（2019年第1期），具体谈谈对散文的看法。
高尚平的《龙兄逸事》，可以用里头形容传主“龙兄”的话来说，就是“生动而有喜感”——确实是把一个认真得有点犯傻，自信得有点执拗，好像啥都清楚，实则常常犯糊涂的湖南“老文青”描画得活灵活现。
作者在文章开头就交代了与传主老乡加同事的特殊关系，其好处就是，一下子就和读者建立了互信和亲切的关系。接下来，对传主来了个精彩的外貌描写：“龙兄形象生动且有喜感。圆头大耳，皮肤如女人白净，顶却比我的还秃。常穿唐装戴鸭舌帽，像画家像导演像搞音乐的。戴副近视眼镜，写字看书看手机却推到额头上，令人常常怀疑那是没镜片的。”像一幅高明的素描，三两笔就把龙兄的外貌特征活画了出来，让人读了之后，有一种即使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都能一眼把他认出来的深刻印象。
接下来，文章选取了最能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各个角度，通过大量的细节叙述和描写，对主人公进行深入的刻画。讲了龙兄的爱说话，讲了他的钢铁诗，讲了他爱玩微信。当然，为了体现龙兄对文学的认真执着，还重点讲了他作为《新塘文艺》的主编，与作者打交道、关心提携作者的故事。这些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加上高尚平活泼的笔调，确实把龙兄的个性表现得十分鲜明，形象丰满。
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觉得是缺少了一种“闲笔”和留白。 缺少了必要的散漫从容和张弛有度的节奏和气度，也就是张中行、周作人诸人身上的那种“闲适”和娓娓道来的感觉。而造成了这种局促的感觉，又是由于细节材料的过于繁密，过于拥挤。
闻樱的《乡村过年即景》是一幅活色生香的乡村世俗风情画。作者用细腻优美的文笔，重现了三十年前的客家乡村过年的生活场景，让同为客家人的我，一下子回到了过去的时光。没错，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早春，那时候的菜园，那时候响成一片的打米饼的声音，那时候牛嫂咒语一样的破口大骂和芬芳的石菖蒲。
梁秀兴的《鱼塘的粼光》也写了过去的农村。和过年一样，村口的鱼塘也是农村最具代表性的事物。梁秀兴通过一口鱼塘的兴衰，却写出了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农耕文明无可奈何地走向沦没，乡村走向荒芜的命运。这与其说是对田园诗意的怀念，不如说是一曲挽歌。鱼塘和鱼塘的粼光成了充满诗意的象征。我们看看它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后来，整个鱼塘不但寂寞，也老了……缩了一圈。繁华过尽，塘边的两棵树，也不知何时没了踪影，一片天地，归于沉寂，那粼粼波光，很遥远，但又不模糊。”这是“把散文当诗歌来写”的另一种理解和演绎。
去年为了评《荔都》的一期诗歌作品，偶然看到了她的小说《女篾匠》，感到十分惊讶。我发现，梁秀兴是当地作者中最有文学自觉和现代意识的作者之一。
把曹剑萍的两篇散文诗放在散文专辑里，似乎不是很妥，而这一放不要紧，把曹剑萍的这两篇作品衬托得有点卓尔不凡、神气活现了。这当然是因为首先有体裁上的优势：散文而带“诗”，你还有脾气？
散文诗是介乎散文和诗之间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有散文的特征，它不分行，外表看起来，和散文一模一样；和散文那样，它也叙述，描写，但散文诗的叙述、描写要十分简洁，要写意（不能工笔），要蜻蜓点水，拱云托月，要若有若无。不能像散文那样“絮絮叨叨”，纤毫毕现；最重要的，散文诗的叙述、描写要立刻转化为一种诗意的营造，气氛、境界的烘托，是为升华诗意服务的，是“其意常在沛公”。因为是诗，所以它的语言要美，要讲究韵律，要抑扬顿挫，余音不绝。也就是说，是诗化的语言（虽然没有分行）。如果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那么好的散文诗作者就是更加自觉的诗意建构者，是建构诗意的行家里手。
曹剑萍就是好的散文诗作者。应该说，他的文学才华，在他的散文诗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我们就看第一篇《荔乡，荔乡》，全诗分为四节，开头一节写道：
“夏的形象，由笔划并不繁复的蝉声徐徐展开。体温越来越烫的太阳，高挂在中国最美的荔乡。
金光沐浴！古老的和年轻的荔树，一律头戴丹红的桂冠，泼墨出丹顶鹤般的诱惑。
早先的增江岸边，湛若水的故乡开满荔花，像海，更像璀璨的星河。
每开出一簇淡黄，心学的功德就上升一些，擎着普世的光。
此时，鸟群的掌声响彻山岭，沸沸扬扬，不绝于耳。
乘一朵荔花过河，轻如鸿毛的芬芳涕泗流涟。”
叙述的视角从荔乡大地，蝉鸣荔熟的夏季开始，短短的开头两句点题，并高度浓缩了叙述、描写和抒情的功能。“体温越来越烫的太阳”这一季节特征的描述，顷刻间转化成了烈焰般火红的荔枝果实的象征。充分体现了散文诗简洁有力的特征和超凡的意境渲染和意象建构能力。
“早先的增江岸边，湛若水的故乡开满荔花”，视角一下子转换到荔花盛放的春天。“此时，鸟群的掌声响彻山岭，沸沸扬扬，不绝于耳。乘一朵荔花过河，轻如鸿毛的芬芳涕泗流涟”，春天的荔乡是天地和谐，万物生长的乐园，是童话的世界。
接下来的二、三、四节，从荔花到果实的华丽蜕变，到荔枝的遍布荔乡（一如佛的普度众生），到唐诗里的“一骑红尘”，既有时空逻辑的线索，也有诗意扩展、升华的递进关系。诗歌的结尾处：“这块土地上种植的慈悲，已枝繁叶茂，尽管冬天数次来临。他乡的客人，请继续在怀想中以增城荔枝为荣，在渴念里把洁玉的火焰囫囵吞下，不断绽放的炽烈，足以温暖你一生。”慈悲的荔乡，种植了慈悲之果，以佛的平等、包容、博爱、炽热的胸怀，温暖着每一个像作者那样的远方来客。真是善因善果啊！
这首散文诗，语言华美，语调铿锵，写景宏大壮阔，浪漫主义气息十分浓厚；从叙述学的角度看，倒叙和顺叙兼用，视角变化轻松自然，结构紧凑圆融。
但我更欣赏作品的历史感、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甚至还有生态人文主义的感悟。文章不时出现的“湛若水”“心学”“家训”“布衣”“长安”“佛”等字眼，一再拓展了荔乡和荔枝的历史文化内涵：荔枝，已不再是物质的水果，它是历史的、文化的、生命的、精神的载体——诗歌意象于是打开了可感可触而又丰满、深刻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当代“大散文”张皇的：站在一种宏大的历史文化视野下，对某一历史片段或事件进行叙述，摹写和反思，从而实现超越、升华的写作。
上述点评的这几篇作品，语言或华丽或平实，场景或宏大或细腻，感情或张扬或内敛，风格特色各有不同，但都是脱离了僵化的散文范式的窠臼，不同程度上表达了真我，能够打动人，感染人，并具有相当审美价值，可配称为“美文”的好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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