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十三行鼎盛时期洋商不得独自出街采购 商馆运作离不开“本地雇员”为外商打工需持证上岗

广州日报 2019-05-16 08:26

这幅清代外销画描绘了清代中期茶叶贸易的情形。这幅画作描绘了十三行商馆区内著名商业街——同文街日常繁忙的景象,这里云集了制作外销品的商铺。千年广州开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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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月华

图/fotoe

如今,受雇于各大投资银行或世界500强企业,算得上是很有体面的事;不过,如果把时光倒推两百多年,给聚集广州的洋商打工,却又是另一番体验:虽说一年两三百块银圆的收入是一般老百姓的几倍,但给洋人打工,在当时人们眼里,可不是啥体面行当,难免被人瞧不起。有意思的是,十三行繁盛时期,乐于为洋商服务的本地人持续不断,其诚实守信还获得了洋商的高度评价。今天,就让我们说说两百年前给外商打工到底是怎样一种体验?

工作不体面收入还挺高

两百多年前的十三行繁盛时期,外商在广州做生意,除了十三行的行商,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买办了。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不管是停泊在黄埔港的商船上的船长,还是在十三行商馆区的洋行经理(当时称为大班),是不能随便上街采购东西的。一来,他们语言不通,对本地习俗也不了解;二来,他们的活动也相当受限,鉴于官方的规定,船长与水手不能随便上岸,洋商不能随便进城,这样一来,除了雇佣本地人承担采购之责,应付日常生活以及贸易所需,他们也没别的办法可想。

不过,你可别想着当时给洋商打工是多有面子的事。毕竟,两百多年前,人们的观念跟现在有很大不同,受这帮高鼻子红头发的老外雇佣,总有点自贬身价的意思,所以“华商之正直而有体面者,皆不欲与之晋接”,不过,平时生计无着,而又心思活泛的老百姓就没什么所谓了,除了公众形象差一点,干这一行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在一个贸易季受雇于一艘商船,可以得到数十到一百银圆左右的报酬;受雇于十三行的商馆,一年的报酬更高达两百多银圆,比普通老百姓的年收入高出几倍。再说了,替洋商采购日常用品,稍稍玩点“贱买贵卖”的把戏,也不算过分;弄一些私货,卖给洋商,虽说违规,洋商也不会拒绝,毕竟,洋商在广州的日子过得舒心不舒心,生意做得顺利不顺利,全看有没有一个得力可靠的买办,双方秉着“双赢”的原则来做事,买办的收入更会水涨船高。这样实惠的行当,常年干下去,何乐而不为?

海关发放牌照无证打工受罚

故事讲到这儿,你或许会想,自己的英语也不赖,如果穿越回两百年前,体验一把在古代为洋商打工的生活,倒也蛮有意思。我劝你还是先做做功课,否则,生活还没体验上,反倒吃上了牢饭,这可就太不划算了。

根据当年朝廷的规定,想给洋商当买办这样的“高管”,得先向粤海关申请牌照。语言能力并不在官方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是洋商与买办自己要操心的事,所以才有了“以粤语注音来学英文”(俗称“广东英语”)这样的民间智慧创造,后来风行沪上的“洋泾浜英语”,正是汲取了“广东英语”的智慧。

粤海关主要考察的是为人可靠,不能让地痞流氓混入这个行当。此外,申请者还需要找宗族里的族长和邻居作担保,并交纳一笔费用,领取腰牌和印照,才算是正牌买办,可以堂而皇之给洋商干活了。倘若省去这个流程,偷偷摸摸去给洋商当“高管”,一旦被查出来,就免不了苦着脸去吃牢饭了。

“高管”一词可不是说着玩的,用旗昌洋行合伙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里的话来说,商馆里的账房、仆役乃至苦力,既是买办的手下,也是他的“自己人”,一个能干的买办会把他们管理得井井有条。

说起来,官府当时管得还真是够细,一个洋商的商馆,不管有多大,都只能用两名搬运夫,4名挑水夫和1名苦力,其品行必须由买办来担保。女仆是严禁进入洋人商馆的,曾有一名英商蒙查查将其本国的一个女仆带上岸,引起轩然大波,可怜的女仆被火速关进监狱,有担保之责的中国行商也大受斥责。洋商要想在广州把生意顺顺利利做下去,要学的功课多着呢,而买办就是其最得力的助手。

日常管理责任大诚实守信受尊重

每年两三百银圆的报酬,在当时的广州城绝对算是高薪,但高薪也不好拿。虽说那时给洋商当“高管”不用考核KPI,但责任还是相当重。据《广州番鬼录》一书记载,两百多年前的广州还没有银行,洋商带来的一船船银圆就存放在商馆的银库内,其采购丝绸、瓷器与茶叶,全用现金交易。银库就成了商馆里最重要的地方,而商馆买办就承担着管理银库的责任,此外,他还要保管所有重要的商业信函与文件,一旦丢失,那简直是要从脖子凉到脚。

想象一下,一个年薪两三百银圆的“高管”,天天对着一座“存量”动辄达上百万银圆的银库,内心会受到多大的诱惑。令人惊讶的是,亨特在书中写道,在他数十年的广州经商生涯中,只听说了一起买办“挪用公款案”,这位买办老兄挪用了5万银圆以上的洋商资金,去做投机买卖,结果巨亏还不上了,导致东窗事发。此事最终以十三行的行商垫付欠资,而买办去吃牢饭而告终。

要知道,当年的十三行可是出了全球首富的地方,每年流转的资金量何止上千万银圆之巨,这些资金全在洋商“高管”的保管之下,故而亨特提及此事,意在为广州人的诚实下一个注脚。事实上,亨特不止一次在《广州番鬼录》中赞叹本地商人的宽厚、诚实与守信,时隔两百多年读来,仍令我们颇感自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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