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视频“私家书房”第四期罗丽：让粤剧文化走进普通人心中
书架上放着从斯里兰卡带回来的纪念品。
中国古典戏曲方面的著作是罗丽藏书中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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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主人]
罗丽，1981年生于广州，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硕士，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戏剧创作研究室主任、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国红豆》执行副主编。2003年起从事戏剧评论、戏曲史论研究工作，专注粤剧电影领域十五年。
南都讯记者朱蓉婷2018年，有一部民族舞剧给许多广州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部被称为“年度最燃舞剧”的《醒·狮》不仅引发不少观众“二刷”“三刷”的好口碑，更摘得中国舞蹈界最高奖“荷花奖”，让这股“醒狮”热，一路高歌向北，将广东非遗文化带到全国观众面前。
《醒·狮》的编剧，正是广州本土学者罗丽。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罗丽对醒狮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为剧本大改十三稿，最终交出了这部作品。
在舞剧大获成功的同时，编剧却只是罗丽的“副业”，十多年来，她从事的是粤剧粤曲的理论和批评工作，学者也许是更适合她的头衔。
本期“私家书房”，我们走进了学者兼编剧的罗丽家中。高高的书柜摆满了两面墙，罗丽的书房光线充足，温暖明亮，得益于主人将原先的飘窗拆除，拓宽了空间和视野。书桌铺上了墨绿色桌布，摆上一盏“民国风”的铁艺台灯，瞬间给书房增添了几分复古情调。
但要说这间书房最大的特点，还是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大多与她热爱的戏剧有关。罗丽说，自己有两大爱好，一个爱看书，一个爱旅游，每次都会带一些当地的小摆设回来，跟相应的书目摆在一起，产生呼应。
由于自己研究生学的是东方戏曲方向，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印度戏剧文化对南亚的影响，所以她特别喜欢去印度和斯里兰卡一边旅游一边做实地考察，“你可能不知道，斯里兰卡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戏剧传播地，那里的康提舞，与印度南部的舞蹈戏剧形态非常相近……”罗丽一手拿着从斯里兰卡淘回来的狮子摆件，一边饶有兴致地和记者聊起南亚戏剧。
罗丽的藏书，以戏剧戏曲为主，仿佛走进一间资料馆，在层层叠叠的书籍中，还有一座青铜打造的啄木鸟形奖杯，引起了记者的好奇。罗丽说，这是2016年中国文艺评论奖授予她的，过去人们说，文艺批评家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做到“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而啄木鸟也是啄食腐木里害虫的益鸟，她把这座奖杯放在自己常翻阅的理论书之间，用以策勉。
今年四月，《醒狮》到北京演出时，罗丽当年的老师们专程到现场，为自己学生的作品“打call”，“在老师们看来，学生里出学者，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编剧，而且还做了一部有影响的作品，从广州带到北京来，他们特别高兴。”罗丽说，从学者到编剧，从研究到创作，她希望这次“跨界”，能让自己长期研究的本土文化，以更贴近大众的方式走进人们心中。
访谈
南都：这间书房里主要有哪些书？
罗丽：这间书房的历史不是很长，它的建成只有两年，里面的书大部分是这二十年来，和我工作专业相关的书籍，主要是戏剧类、戏曲理论类的书籍，又因为我主要是进行本土的理论研究，看上去粤剧粤曲方面会比较多一点，但其实我真的什么书都有，你甚至可以看到学术书和《暮光之城》摆在一起。
南都：其中有你求学路上意义特殊的书吗？
罗丽：上大学的时候，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开始接触到后现代史观，意识到接触任何材料的时候，都要留意材料提供者本身的立场和思路背景是什么，对我们年轻学者来说，对历史观有一个很好的厘清，而且它很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我进行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基础书，它非常不好买，1959年出版，1982年再版，我分了四五次在不同地方淘回来，才把它们凑齐成一套10本。我研究生期间通读过，里面的页面都已经发黄，这套书记录了从元代到清代，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家的所有基础理论，是我学术入门的启蒙书，也是我现在还会不时翻看的案头工具书。前阵子进行了一个书稿的写作，于是你可以看到上面贴满了标签，我的书都是拿来看和用的，这间小小的书房也是我工作学习成长的一部分，有需要的时候就随时拿来查拿来用，这样才能让知识真正的文字沉入心里，成为身体、思想的一部分。
南都：从事粤剧粤曲的研究，一般会从哪些渠道获得相关书籍？
罗丽：其实做我这个研究的圈子是很小的，因此有不少同行之间的赠书，也会自己去找旧书，主要是旧的曲本，跟大家一样，我也会上孔夫子旧书网、中国图书网这些网站。中山大学附近的小古堂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不时去找一些粤剧粤曲方面的旧书。
南都：你对自己书房有什么要求呢？
罗丽：我对书房的考虑很简单，第一个要整洁干净，所以我用玻璃门的书柜，里面除了书会有很多收藏工艺品，所以要考虑怎么保洁的问题。书我也是用来看用来读的，实用性是我考虑的第一点。我心目中的理想书房，占地面积要大，环境要惬意，因为书不但是拿来藏，也是拿来读的，阅读过程的愉悦感，是我很重视的。现在的书房，空间上达到一部分的要求，但还不到我理想中的状态。
南都：你是如何走上研究粤剧粤曲的道路？
罗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很多同学去当老师，或者去企业、去当公务员。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给《南国红豆》投了稿，当时我的老师就说，很难得有年轻女孩子愿意做粤剧的评论，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刊物当记者，就这样我进了《南国红豆》。随着年岁增长，2002年毕业我来到这个单位，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会发现对粤剧粤曲的那种喜爱，那种亲近，已经是长在骨子里了，也是这份由衷热爱，让我跟自己的事业紧紧捆绑在一起。
南都：为什么喜欢粤剧？对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吧？
罗丽：的确，我开始接触粤剧粤曲，尤其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是很不被理解的。刚出来工作那几年，我的同学都很好奇，他们很不理解，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个这么“老掉牙”的、这么传统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搞粤剧是“不可理解的职业”。到了后来，粤剧申遗成功，我也是申遗的亲历者，我在那个工作小组待了六年，经历了三次申遗，2009年申遗成功以后，一下子粤剧也好“非遗”也好成为一种显学，社会上关注它的人越来越多，从当初的不被理解，到接纳，我这个职业在社会上的变化。
谈到粤剧粤曲，是有两个层面的。在我们老一辈来说，可能对我外婆来说，它是一种娱乐方式，就跟我们现在看美剧一样，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看粤剧的时候，在审美上跟这个时代不无隔阂，但同时也有另一种感觉在牵引着我。我是一个本土长大的孩子，对这种文化有感情，所以我想这是一种文化认同吧，我想所有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看待传统的时候，往往是文化的因素，文化的力量在感召我们，而不仅仅是娱乐。对于传统文化来说，有年轻人愿意关注就是一件好事。粤剧进博物馆不是我们的初衷，它毕竟要活在舞台上才会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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