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广州写进小说的澳洲华裔作家Julie Koh： 在写作中感受思想的自由 访谈
图片由亚澳摄影师Leah Jing拍摄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3月，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文学周又在中国举办，其中澳洲新锐作家Julie Koh在广州参与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她的中文名字叫许莹玲，祖籍中国福建，自马来西亚移居澳洲，至今父母在家中仍说闽南话，而她在澳洲出生长大，Koh源于中文姓氏“许”的闽南语发音。日前，Julie Koh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辞职专业写作用一年时间说服父母
羊城晚报：您会说中文吗？
Julie Koh：之前在北京学过中文，会说一点点，回去和家人练习说中文时，会有争吵，因为我父母说的中文有口音，他们分别是惠安人、永春人，说的方言是“福建话”。
羊城晚报：惠安、永春都在福建南部，属于闽南文化，那里比较传统，注重家庭价值。
Julie Koh：这样的话，我就比较理解我的父母的文化和传统了，我原来以为整个中国都是这样的。
羊城晚报：据说您父母是从马来西亚移居澳洲，而您是在澳洲出生、长大，是怎么走上写作的道路的？
Julie Koh：我在大学时原来读的是英语文学，觉得很闷，后来转读政治和法律。当时有一位电影制作人找到我，说看到我高中时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说想把这篇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他是一个澳洲华人，现在在好莱坞搞电影制作。自己写的东西能够被别人接受，我觉得很开心，就想做一个作家。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份在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但为了写一本小说，就把工作推迟了两年，最后还是没能完成这部小说，只能开始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了。后来又断断续续做了一些其他工作后，就转型做作家了。
羊城晚报：有没有更强烈的动机？
Julie Koh：回想过去，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也许那时候就想当作家了，但自己并不知道。有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到购物商场，我不喜欢去买衣服，就要求他们把我放在书店里，所以我父母的朋友记忆中的我就是一个喜欢在书店角落里看书的小女孩。高中的时候我最想做的是电影制作人，但父母和我说，做电影制作人养不活自己，他们要我读一个以后容易找到工作养活自己的专业。
羊城晚报：做律师不是很好的职业吗？
Julie Koh：我从小就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小孩子，也有生活上、家庭上的压力。但也许我的学习比较好，会有更多的选择，就选择了做一家大公司的律师。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这很无趣，没法激发生活的灵感，我喜欢去写东西，在写作中感受思想的自由和火花。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羊城晚报：那怎么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
Julie Koh：生存对澳洲作家来说同样是非常大的问题，除非是那些非常非常出名的作家，可以靠写作维生。在专职写作之前，我是一个律师，这是一个非常耗时的工作，所以就辞职了，第一份工作就做一个lollipop lady——小朋友上学过斑马线的时候，要穿一件黄色制服，手拿一支写着“stop”的旗子，帮助小朋友安全过马路。这个工作的时间比较短，而且赚到钱能够维持生计；后来还做过帮助别人写申请的工作。
羊城晚报：您的华裔文化背景的父母同意您这样的选择吗？
Julie Koh：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说服父母。事实上，我从律师事务师辞职了两次，第一次辞职的时候还让我做兼职，那次和父母没有大的冲突，但他们很焦虑和担心，是一种很典型的亚洲型的焦虑，这种焦虑几乎可以“杀死”我。因为家里人不太读书，也不看小说，所以非常不理解她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直到有一天，他们在一份全国性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那一刻，骄傲感在他们心中油然而生。
作品幽默有趣创作既为自己也为社会
羊城晚报：平时和父母的沟通用什么语言？
Julie Koh：用英文。我有一个大我五岁的姐姐，她从小被送到中文学校，所以能说中文。但我不愿去学，现在非常遗憾。
羊城晚报：宁愿辞职来写作会不会是与华裔身份有关？
Julie Koh：现在澳洲有越来越多的华人，但对于澳洲华人来说，社会上存在一个“阻止天花板”，对华人往往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华裔在澳洲可以赚到钱，但要进入上流社会相当困难。而我在澳洲出生长大，认同那里的文化，英文也好，所以不存在这样的困难。
羊城晚报：在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已相当多元，尤其关注现实仍是重要的倾向，在澳洲文学创作是否主要更个人化一些？
Julie Koh：我的作品在澳洲人看来和政治都有关系，在《轻小奇妙事》这部作品集里就有很多讽刺篇章，比如《奇妙的乳房》就和性别问题相关，另一部小说集《资本失格》和新自由经济主义有关，通过这些写作，既用情感的力量去感染读者，也让我可以更多地关注澳大利亚社会的现状。但像我这种写法其实不太流行，不太常见，因为不够暗喻。出版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家不太习惯这种主题和写法。
羊城晚报：您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Julie Koh：写作既是为自己，也是为社会，既是表达自我的一种途径，也希望借此来改变现在的年轻人。我没想改变老年人，但我想能对年轻人有所触动。我的读者包括高中生，年纪比较大的白人女性，还有亚洲的女性。我的作品有点“黑暗”，比较有趣，有幽默感的人会喜欢。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发行量一般是多少？
Julie Koh：很恐怖。我的书的销量不算好，这本小说集2016年出版，卖了3000本左右。从中反映出几个问题：一是澳大利亚的人口少；二是读短篇小说的人很少；三是读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的更少。如果你是获奖作家，销量可能还会上升一点点。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作家，您在澳洲如何被归类？
Julie Koh：像我这样的类型的写作比较少见，在澳洲被称为“实验型”的作家，虽然不多，但对读者来说还是有吸引力。我的书在家里书架上排了一排，有一次，我哥哥进来随手拿起一本，从头到尾看完了。
把自己写进小说偶像是村上春树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是先在报刊上发表后再出版，或者是直接出版？
Julie Koh：都可以。我是一个新作家，我的朋友建议我，先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让编辑熟悉之后，就会有更多发表机会。我这本书出版过程挺有趣，它们是先在报纸上发表，后来这家报纸的编辑转到大学出版社工作，建议我把它们汇集成书。
羊城晚报：写短篇是为了写长篇吗？
Julie Koh：是的。写这些短篇确实是为了写长篇，但写短篇小说和写长篇小说感觉不一样，写短篇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技巧上的练习。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看起来很现代派，其中的变形记有点模仿卡夫卡的样子，但风格上好像挺“重口味”的。是向卡夫卡致敬吗？
Julie Koh：我的灵感其实不是来源于卡夫卡，它只是自然而然来到我的头脑。本来只是一个网站约稿，要我写一篇与自然有关的文章。我们有一个文学实验的小团体，叫“后真相”时代文学实验团体，因为现在有很多假新闻，我们就来创作一些“假”的故事，并把自己作为一个角色代入其中。所以，我就写了这篇人变形为蟑螂的小说，这个变形记是虚构的，包括附在后面的文献资料也是假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把广州写进小说？
Julie Koh：我在2016年来过一次广州，到中山大学参加一个文学会议，同时也在那里开新书发布会，我故意在小说中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让书中的女主角说去广州是去了一个边远的地方，但其实广州是一个大都市。所以，这次到广州来也是得向广州人民解释一下。
羊城晚报：在写作上，有没有偶像？
Julie Koh：如果以在世的作家来说，我的偶像是村上春树。
（本次访谈得到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支持，特此致谢）
新闻推荐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海报近日，电影《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于第十八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