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粤海关向朝廷进贡大量精美钟表 深得皇帝欢心清代皇帝是瑞士钟表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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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广州开放系列
送人礼物不要送钟，因为送钟与“送终”谐音，有点不吉利，这似乎是广为人知的民间禁忌。有意思的是，在两百多年前的广州城，地方官却一点没有这个忌讳，粤海关将制作精良的西洋钟表一件件送入紫禁城，地方官也常进贡本地钟表，皇帝还多次主动“索钟”。“送钟”与“索钟”的背后，有着什么样有趣的故事？钟表的引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采写/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月华
元代广州匠人精制铜壶滴漏
“深秋更漏长，滴尽银台烛”“博山吹云龙脑香，铜壶滴愁更漏长”，初学古典文学的小朋友，读到这样的诗句，或许会有些摸不着头脑，教辅资料或许会告诉他，“更”与“漏”是古代计时工具，“更”倒是不难理解，那“漏”又是什么东西呢？要不，咱们去北京路看看？
其实，两百年前的北京路当然还不叫北京路，它叫双门底大街，街口矗立着一座高楼，叫做拱北楼。这座楼初建于晚唐，是矗立于城墙之上的城楼，后来，城墙历次南移，这座楼几毁几建，成了古代广州城内最有名的标志性建筑。从元代开始，这座楼里一直藏着一个宝贝，叫做铜壶滴漏，是古人的计时工具。仔细一看，它从上到下分四层，由四个大小不同的铜壶组成，分别称为日壶、月壶、星壶和箭壶。
铜壶滴漏的计时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在稳定的条件下，每个滴落水珠的大小及其形成的时间相等，日壶、月壶、星壶底部钻有小孔，水滴依次滴下来，最后滴到箭壶里，箭壶里有浮标，浮标缓缓上升，看一看浮标的刻度，就知道时间了。
这个工作原理，说起来简单，其实里边有大量的物理学、测量学知识，对制作工艺也有极高的要求。据史料记载，利玛窦来到广东后，一度想仿制拱北楼里的铜壶滴漏，但都没能仿制成功。
利玛窦的名字，我们都在中学教材里学过，他和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最早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介绍入中国，我们如今在课本上学到的“点”“线”“面”这些概念，都源自这两位古代科学“大咖”的翻译，两位大咖对科学新知的传播可谓功不可没。
西洋钟表匠“登陆”十三行
话说利玛窦在拱北楼上围着铜壶滴漏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死了多少脑细胞，还是找不到仿制的办法，可见其制作之精妙。
铜壶滴漏在拱北楼里可不是一件摆设，而是承担着为全城百姓报时的功能。古代谁也没有手表呀，楼里的“工作人员”时时监测箭壶里的浮标，时辰一到，就敲响铜钟，打更报时。那时候的老百姓，又不用像现在的上班族一样“朝九晚五”，抬头看看日影儿，再听听拱北楼的钟声，大概知道一下时间就行了。
要知道，拱北楼的报时钟声可是陪伴了广州老百姓好几百年呢。直到1919年，广州拆城修路，矗立千年的拱北楼被拆，铜壶滴漏几经辗转，最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住”了下来，位于镇海楼的广州博物馆则保留了它的复制件，对了，如果你现在去北京路逛街，也能看到一个崭新的铜壶滴漏复制件。不过，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你恰好还在上中学，去看看古人如何巧妙地利用浮力计时，不是也很有趣？
在中学课本里鼎鼎大名的利玛窦虽然没能复制拱北楼里的铜壶滴漏，但他带来了一样更有吸引力的稀罕物——西洋自鸣钟。其实，中国古人的计时工具，除了壶漏，还有铜圭、日晷等多种仪器，不过，若论计时的精准以及观看便利，哪一样也比不上自鸣钟。利玛窦靠着几架自鸣钟在广东登岸，成为明朝皇帝的座上宾，为后来传播科学新知铺平了道路，这就是钟表的魅力。
其实，不光是明代的皇帝与士大夫对自鸣钟倍感好奇，到了清代，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祖孙三代都是自鸣钟的粉丝，康熙曾盛赞西洋钟表“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婉转报时全”，雍正则赞美钟表“晷刻毫无爽，晨昏定不淆”，乾隆对钟表更是痴迷。不过，据学界的研究，康熙着迷的是钟表蕴含的科学技术知识，乾隆喜欢的则是钟表的艺术范儿，至于以勤政出名的雍正爷，特别喜爱钟表，大概是因为有了钟表，工作起来心里格外踏实的缘故。
无论如何，这祖孙三代对西洋钟表的痴迷在广州掀起了一股持续百年的西洋钟表热，确是事实。康熙就曾多次下令，要求广东总督、巡抚定期汇报来华的商船动向，查明搭船来华的洋人中有无“有技艺之人”，若有，就要为其“捐银制衣”，护送进京，为宫廷服务。就这样，一个个欧洲著名的钟表大师在广州登岸后，被官方好吃好喝好招待，再护送进京，服务于宫廷的钟表坊。故宫博物院里琳琅满目的西洋自鸣钟，与他们高超的技艺息息相关。
广州本地钟表质量媲美洋货
除了护送钟表大师进京服务，粤海关还负责定期向皇家进贡各种技艺精良的舶来钟表。中国皇帝对钟表的喜爱激发了大洋彼岸钟表商的无限热情。据史料记载，19世纪，瑞士近七成的钟表制造商都曾为中国市场制作钟表，产品进入中国皇宫，当然是最好的广告。于是，粤海关重金引进的钟表件件制作精良，不但在皇宫大受欢迎，也成了士大夫的新宠，以至京城有人感慨王公贵族“家家购置，以为玩具”。
伴随着西洋钟表的进口热潮，广州本地的钟表制造业开始萌芽。据文献考证，中国最早的钟表工场就出现在广州，是由英国著名钟表匠詹姆斯开办的。很快，本地人也在十三行一带开起了钟表制作工场。一开始，广州本地工匠制作的钟表带着一股山寨味，走起来也不太准，地方官曾尝试进贡本地制造的钟表，被乾隆爷批了一顿：“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务是要在洋做者方可。”可见，非正宗洋货，是入不了这位皇帝爷的法眼的。
不过，广州工匠的仿制能力还是非同一般，到了乾隆中期，“广钟”的制作工艺已达到了西洋钟表的标准，而且在设计中“吉祥如意”“福禄寿”“盛世太平”等寓意的本事肯定比西洋钟表匠强一些，毕竟大洋彼岸的钟表匠再厉害，还是有文化隔阂。再说，广钟的价钱不过是西洋同等钟表的三分之一，地方官与行商的负担得以大大减轻。于是，一件件制造精良的广钟源源不断入驻故宫，你如果有心去故宫转一转，一定会有不少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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