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记》：你在北上广过得好吗？
“来广州时飞机晚点，刚到机场广州的朋友就来电话了，说已经在大排档里点好了宵夜，有粥、有牛腩粉、有啤酒，就等我过来了，这就是广州，充满了美食和生活气息的广州。”生活在北京的张柠，日前回到阔别多年的广州，仍然被这里浓郁的生活氛围打动，这次回来，他带来了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三城记》与广州读者分享。
北上广的魔力让人无法抗拒。一边是逃离北上广的刷屏热议，一边是更多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开始漂泊。对于许多80后、90后来说，在哪一座城市安身立命，成为他们眼下最重要的生活命题。近日，评论家、作家张柠现身新港西路的学而优书店，为读者带来新书《三城记》的创作分享，并与80后新锐作家班宇，暨南大学教授、评论家申霞艳围绕着“我们时代的城与人”展开了深度的文学对谈。
“我把日常生活放在广州”
北上广的城市生活日新月异，对它们进行书写，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如今生活在北京的张柠，对北上广的生活都不陌生，因为他在这三座城市都生活过，他对三座城市和笔下生活十分熟稔，因而写作如鱼得水。上世纪90年代初张柠大学毕业，工作的第一站就是广州，他一人南下，从不适应到适应，“广州留下了许多美好和伤心的记忆”。在张柠看来，北上广的特质非常鲜明，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精致现代文化的代表，广州市民生活发达，日常生活舒适，“北上广就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标识。我对这三座城市太熟悉了，日常生活，城市的风俗画方面，写得非常放松和自如。三座城市四个板块，我把日常生活放在广州，把沙龙部分放在上海，把媒体、高校放在北京。”
暨南大学教授申霞艳很认可张柠对广州的解读，她从1992年到中山大学读书后就留在广州，“在广州停留的时间甚至超过了老家，广州给我一种很安然的感觉，在这里生活自由自在，大家都埋头做事，让我对这座城市有深深的依恋。”
描绘80后一代成长史
作为一部小说，《三城记》是张柠多年哲思和理论的形象结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身为经验丰富的文学批评家，张柠对当下解决了物质“匮乏”之后新的时代问题有着敏锐的醒觉与充分的好奇，同时，长期以来对城市、城市文学状况的发现和思考，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
在分享中，张拧提到了自己书写《三城记》的动因，而在教学中，他与年轻人也有着深入的接触，因此，他决定塑造一个“80后”人物形象，让他直面他们自己一代人的真问题，去行动，去选择，他试图在小说中与主人公一起探寻“生活的意义”。
在书中，张柠试图描绘80后一代的成长史，直面解决了物质匮乏之后的年轻人所普遍面临的虚无、焦虑与痛苦。据张柠的观察，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当物质匮乏的问题解决之后，人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种新的匮乏。匮乏与拯救，是永恒的主题之一。我在写评论的时候，经常想，如果是我来写小说，会怎么处理这种问题？”
《三城记》叙事线索始终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主人公顾明笛不满足于安逸的现状，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却不断遭遇挫折，体现出一名理想主义者普遍的焦虑。北上广的世态万象，从衣食住行到文化心理的细致把握，对年轻一代普遍生存困境的诊断与关怀，可以窥见作者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的野心。哪里才是顾明笛的安身之处？小说结尾并未提供答案，张柠让叙事停在生活的中途、生命的中途，给读者带来更加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热点
近日，关于“996”工作制的讨论刷屏，正反映了大家对日益普遍的过劳问题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人们期待的“休闲型社会”迟迟没有到来，“过度劳累的时代”却开始了。为何生产力在发展，人们的业余时间却越来越少？在这个步履不停的社会，学习如何调节自己的生活、工作节奏，应当成为每一个现代人的必修课。
过劳时代：“996”刷屏背后的思考
日前，“新经典文化”引进国内首部关于“过劳”的跨学科经典——《过劳时代》，作者是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他以大量数据、详实案例立论，集十数年研究成果之大成，披露过劳时代的实貌，并提出从根源上摆脱过劳的方法。
从20世纪80年代起，森冈孝二开始研究“过劳”问题。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中，人们似乎失去理智地讨论着“能否24小时战斗”的话题。然而，森冈孝二却清醒地从中看出了危机。他的研究成果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过劳死”这个话题开始在日本引发热议。
森冈孝二以大量数据、详实案例立论，集十数年研究成果之大成，撰写《过劳时代》。他从全球化、信息社会、被消费所改变的雇佣劳动、经营、劳动时间、劳动基准等视角着眼，用大量的案例、数据以及其他证据，细致地讨论了日本社会严重过劳的各种现象，客观分析了过劳的成因，并从劳动者、企业、法律制度几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缩短劳动时间、消除过重劳动的具体对策。
在当代社会，企业和个人都在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森冈孝二通过《过劳时代》这本书提醒我们：“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在书中，森冈孝二还总结了若干国家对解决过劳问题的经验。例如，英、美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即提倡采用弹性工作制，但他认为，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长时间工作的问题。而强调对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施行同等待遇的“荷兰模式”，直指问题核心，取得了显著效果。
作家、出版人止庵对本书评价到：“《过劳时代》这本书首先是提醒我们，可能我们已经在过劳时代了。第二，它总结了经验，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只有解决之后人们才可以进入下一个时代。”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李松蔚接受记者采访时，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了抑郁症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一个人的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如果因为工作而出现了心理上的不适，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告诉记者，北欧很早就在社会层面上分清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但我们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人力资源素质较低、人均资源不足等因素，只能通过更多的劳动来创造价值。另一方面，企业出于人力成本的控制，更倾向于选择让员工加班和聘用兼职员工。研究表明，一旦劳动时间突破了某个临界值，边际效应开始下降，过度的加班实际上是企业将成本转嫁到了社会，从总体来看，其实是创造了负价值，“过劳问题的解决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成熟，而逐步改善。”杨河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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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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