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九年教育”，包容与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 孙晶 严艺文

刚完成接班“九年教育”

羊城晚报：当时您与父亲的业务交接过程是怎样的？您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赖志光：前三年，我在基层看父亲做决策。因为当时公司的销售陷入瓶颈，于是我就到企业的工厂里做销售业务，三年间从厂长助理做到集团销售业务的主管。在2011年底、2012年初，我回到广州，开始接受第二个三年的考验。在这三年，我与父亲一起做决策、制定方案。最后，在从2015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里，我开始接管各项业务，现在刚好完成了这个“九年教育”。

目前，我跟太太两个人一起管理公司，以前母亲管财务，现在太太管，很典型的家族企业。我回来之后，父母慢慢地觉得我有接班的能力，就可以退休了。不仅是父母，还有一部分的老班子。我先给了过渡岗位，最后给退休金让他们退休了。父亲很看重和老部下的感情，碍于多年的情面，他一直也想做但做不出来。某种层面来说，我也是推了公司一把。现在父亲虽然很少参与决策，但他是投资委员会的列席，超过一定资金额度的项目仍然要向投资委员会报告并审查。

羊城晚报：如今您和父亲在公司管理或者是股权上是怎么分配的？

赖志光：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是父亲的，其他高层都是职业经理人。家族最早的采石业在1989年就分家了。我父亲是老大，每个叔叔也干得比较出色，所有的企业都不相同。父亲也很担心家族企业的分家问题，矛盾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同质化。所以，父亲也没有让我的弟弟妹妹们回到公司，而是给他们一笔现金，让他们去做投资，随便他们喜欢做什么、买什么，也给一些试错的机会。

传承是信任的过程

羊城晚报：您在这九年期间有没有与父亲产生过冲突或分歧？

赖志光：父亲他很强势，当然那一代人不强势是做不到今天的。特别是作为大儿子的我，更加不能在他面前犯错误，所以冲突很多。当时我刚开始在公司结构上进行改革，可能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家族分家的父亲很敏感，他以为我要独占家里的产业，就把我赶出了家门。

老一辈人想法是“这样分有什么必要，反正就都是我们家，我们自己说了算就行”。当然我也理解父亲的苦衷，他认为企业是靠自己一步步辛勤做起来的，我刚回到公司就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他肯定一时接受不了。最终，还是我向父亲妥协了，所以有些产业也没并进来，归家族办公室管。其实总共我被赶出去了三次，都是因为我们在公司的管理理念上产生了分歧。

羊城晚报：您三次离家出走，真的是因为您有错，还是说父亲认为您有错，但其实您只是在管理上坚持了自己的理念？

赖志光：在父亲的认知里，企业本身发展很好，我能保持企业稳定发展只是情有可原，因为一切都是在他的基础上。如果有本事，就应该从无到有，自己创立一个体系。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就应该先按照他的安排做，然后在这基础上慢慢发展信任。对父亲来说，他并不是一定要求我要多专业或者技术有多好，因为这些都是由属下去做的。传承只是一个信任的过程。

羊城晚报：那您当时如何处理与父亲的冲突？

赖志光：三次出走中前两次是我最后妥协，第三次也不叫妥协，第三次是大家谈拢。前两次是我们互相不理睬，后来还是我自己回来了。因为如果我跟他想法不一致，那属下就没办法干活，这样会导致公司内耗，所以我一定要跟着父亲做。我发表建议，至于董事长怎么选择就不过问了。

对我来说，自己需要到外面接触、参与社会组织看看，和自己遇到的情况作对比。最长的一次是我出去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双方互相包容，有个接受的过程。

未来之路不强求

羊城晚报：未来您会让长子继承家族企业吗？

赖志光：不好说，反正到我这一代就不好说。我认为孩子有他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有些东西就不要太强求了。我觉得干什么都累，干什么都不容易。现在我有个比较好的平台，可能比别人好一点。你要把你的企业做成什么样？企业最起码有这个吸引力。

父亲选我作为继承人，除了我是长子以外，大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我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这很重要。对我的弟弟妹妹来说，父亲比较放任。这有点像传统社会，大家长对长子要求很严格，对后面子女都比较宽容。他很少称赞我，哪怕考试一百分，他也没什么反应。所以我对我的孩子会做稍微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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