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红包中的古风意蕴
■ 刘云生
红包承继古风，强调喜庆共享，但互不欠人情，不相互增加负担，不攀比，不烧包，不土豪，显示了可贵可感的人文气息和理性精神。
每到春节，大小给小孩子发压岁钱红包是一种喜庆的习俗。红包地图就是一幅传统文化地图，广东派发红包压岁钱虽然较为普遍，但红包的含金量平均水平只有区区50元，在全国属于“低水平”。
就是这50元的平均数招来广州年轻人吐槽：除非是爹妈亲生的，加上亲姑亲舅亲奶奶，才给50。一般情况下，都只有10元，甚至5元。
于是年轻人把羡慕的眼光抛向潮汕，引来心中更多的感慨：同样是广东，凭什么别人就能达到几百上千元？究其实，岭南文化系由三种文化构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文化，以潮汕地区为中心的潮汕文化，以客家人聚居区为中心的客家文化。其中，潮汕文化圈趋近闽文化区，红包又大又厚实。要是你生长在广州，红包肯定有，但不会很大。
为什么广州红包如此“咸涩”？实则广州红包并不“咸涩”，而是一股“清流”，是最传统的红包文化传承者。
广州红包有几个特征。第一，仪式感。广州人一般称红包为“利是”或“利市”，但必须以红色封皮套装，具有很强的仪式感。为什么用红色套封？按照皮尔士“指号学”理论，红色是“象似-标指-象征”的认知过程，体现了“相似关系-连接、承接-约定俗成的认知与规范”的完整逻辑。发红包，既代表了对特定节气和事件的热烈祝贺，喜气洋洋，也是对所有在场者的感恩与祝福。
第二，在场感。红包显然属于波兰尼所谓的“互惠性交换”，是亲友集聚时的一种喜庆仪式，是面对面的一种共同祝福。所以，如果不在现场，红包一般不能代领，因为你是缺席者，非在场者，不能分享团聚的快乐，也不能参与礼品互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者毛斯界定礼品是一个家族单位或部落成员结合一体的象征。
第三，开放性。广州家庭主妇每到年底，一般准备的红包数量多达200个左右。广府文化强调分享、同乐，所以，发红包叫“派利是”。一个“派”字，显示了广府文化的大气、开放。这利是不单是自己亲族能享有，朋友、同学、同事、合作伙伴，甚至保洁阿姨、门厅保安、拾荒者都人人有份。
第四，象征性。广州红包强调喜庆彩头，而不在于数量，重在“心”，而非“金”，这是一种古风传承。以压岁钱为例，最早称为“压祟”，系用古钱祛邪镇宅，保一家平安。后来将这种古钱用红线串起来戴在孩子脖颈上，消灾避难，祈福求安。那时候，古钱不具备流通功能，就是一种仪式象征。到了后来，用小量铜钱派发给孩子做零花钱，购买烟花爆竹糖果之类，代表长辈的祝福和恩惠。
上述特征表明，广州红包承继古风，强调喜庆共享，但互不欠人情，不相互增加负担，不攀比，不烧包，不土豪，显示了可贵可感的人文气息和理性精神。年轻人不会因为发上3个5个红包，回单位就只能吃土喝风，节衣缩食；亲友之间也不会因为红包厚薄而心生不满，腹诽心谤，溃败亲情友情。
讲彩头，但低调理性，有钱用在刀刃上。这就是广州红包的真相。
按照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财产交往是人类高出蜂群、兽群的表现，社会本相也就是高耸于贪婪和自我浪涛之上的精巧木工制品。遵循广州红包逻辑，我们迎来的是伊壁鸠鲁式的社会交往情景：推己及人，和谐、友爱。如果一味追求红包大小，我们就会陷入芝诺式的纯个人主义交往情景，我们的后代也会衍为蜘蛛型人格，以个人为中心，织网、守候、捕猎、独享。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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