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电话推销问题，全国政协常委李世杰建议疏堵结合治理 规范电话推销 限定推销时间对象
推销电话烦不胜烦，在今年两会上，多名代表委员现身说法，表示自己曾被推销电话骚扰，有过切身体会。对于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少代表委员从推销者、被骚扰者、运营商，以及国家政府部门等多方面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李世杰建议，可以疏堵结合，对推销电话进行规范化管理，限定电话推销的时间与对象，减少对公众的骚扰，同时也让这种商品推销方式得以生存。
对推销者进行约束
建议：规范电话推销，限定推销时间对象
近年来，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李世杰多次在全国两会上就推销电话的问题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李世杰建议，相关部门和企业应从管理和技术上采取措施，对电话营销规范管理，给它以生存的空间，同时解决好对公众的骚扰问题。
记者注意到，早在2015年，李世杰提出了关于加强对骚扰电话及信息管理的提案。李世杰说，骚扰电话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影响到群众生活的一个问题，特别是这些电话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诈骗电话，带来了很大的危害。2018年的全国两会时，他就这个问题，再次写了一份提案。
李世杰说，去年的提案提交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工信部将此提案作为重点提案进行办理。后来，工信部牵头联合13个部门下发《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对骚扰电话进行整治。他认为，进行集中整治后，去年下半年开始，应该说还是很有效果，骚扰电话减少了很多，但还没有杜绝。
“但想要杜绝骚扰电话也挺难的。”李世杰说，希望各有关部门要勇于担当，协同发力，把这个行动方案真正落到实处。
此外，电讯企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担当社会责任。李世杰建议，企业应该从技术上采取措施，限制骚扰电话的拨出，“骚扰电话一直是在不断地拨打，其中不少是通过某种拨号软件在拨打，如果技术上可以限制它，不就可以解决了吗？”另外，要疏堵结合，对推销电话进行规范化管理，限定电话推销的时间与对象，减少对公众的骚扰，同时也让这种商品推销方式得以生存。
从“我”主动拒绝
建议：登记个人号码，明确拒绝推销电话
“现在有很多软件可以屏蔽骚扰电话，但比如法律顾问、财务工作、推广网站等各种各样的营销电话还是很多。我接到这样的电话，一般会很客气地回复说不需要，或者太忙就会直接挂掉。但频繁地接到这些电话，也会给我带来一些烦恼。”全国人大代表、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宇也有这样的困扰。他说，自己一天接到这类电话超过10个，这类推销电话带来的“后遗症”是，对于一些陌生号码，有些人直接不接，因为主观上判断是骚扰电话，但其中有些可能不是骚扰电话，最后导致耽误了工作。
对于袁玉宇来说，他现在除了选择挂掉这类电话，也不知道有什么投诉渠道，只能不了了之。“感觉这样会浪费大家很多的时间和社会资源，带来不少生活上的困惑。”袁玉宇认为，最重要是相关部门要重视这个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大家可以讨论，用科学的方法去应对。他建议，国家层面可以有相应立法，有一些惩罚措施，对拨打骚扰电话的企业或个人进行处罚。
袁玉宇介绍，在国外曾有先例，政府部门设立一个平台，市民可以在平台上登记号码，明确拒绝推销电话，如果相关企业还是拨打，则可以对企业进行投诉，采取相应处罚措施。袁玉宇说，这一模式应该可以借鉴。他说，美国曾做过类似的工作，以前有很多骚扰电话，此举实施后绝大多数推销和骚扰电话都没有了。
从运营商源头治理
建议：通过大数据精准识别拦截骚扰电话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嘉极表示，他曾接到过骚扰电话，后来也就此事进行调研。他认为，提供通讯服务的国有企业应该树立起诚信经营理念，筑牢社会责任，通过技术手段从根源上彻底阻止骚扰电话的产生。
张嘉极说，提供通讯服务的企业一定有技术力量来阻止骚扰电话的产生，如果不阻止，其中或许就有利益驱动的问题。他建议，提供服务的国企应该成为社会诚信、商业诚信的表率，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的私营企业，要出台更加具体的整治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介绍，经过多个部门的积极治理，近年来诈骗电话明显减少，尤其是垃圾电话少了许多。他认为，要从源头上治理骚扰电话，首先是落实实名制，其次要通过大数据精准识别，把骚扰电话识别出来，然后进行拦截。此外，还要加强法律监管，加大审查力度。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建议：推进立法，加强涉隐私数据的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委会副主委黄玲坦言，她每天都会收到不少推销电话，种类繁多，“一般情况下，我听到是各种推销都会回复说不需要，接着挂电话；忙的时候，接到这类电话，确实令人厌烦。”因此，她在看到不熟悉的电话时，都会进行一些筛选，陌生的电话可能不接。
她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了一种“生产资料”，也成为了“创新、竞争、生产力”的重要支柱。但在大数据技术迅速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滥用或误用的风险。因此，她建议，加速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工作，从而加强涉隐私数据的保护。
黄玲表示，个人信息被收集的途径非常多，出行、交易等都需要个人信息，这些信息都会被人收集。“哪些人可以收集信息，收集信息的合法性，都需要有法可依”。她认为，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一些问题，公安等部门也一直在努力打击惩处，但由于违法成本低，个人信息仍然被频繁泄露进行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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