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父每天教智障儿算账 3年前患癌症 希望倾其所能为独生子找到可以托付的人或机构
方豪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刚刚学习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嚷着要喝水，过了没多久，他又说肚子饿了要吃饭。“算了吧，今天就这样吧，带他出去爬山吧。”方伯的老伴刘珍（化名）在一旁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听说去爬山，方豪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欢呼雀跃。方伯有些生气，他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就知道出去玩，还不好好学算账。将来我们不在了，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方伯在这座旧楼生活整整22年了，这栋旧楼楼龄已经30多年，破旧不堪，也没有电梯。每天，他都要爬楼梯上下四楼，送儿子到3公里外的工疗站去“上班”，返回的路上顺便把中午的菜买了，然后去附近的公园锻炼身体。到了中午，再去接儿子回家吃饭。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已经持续了8年。“他现在就像小学生每天上学、放学一样。”方伯苦笑着说。
独生子半岁时落下智力残疾
方林的妻子刘珍至今都不愿意回忆起儿子发病的那段经历。今年72岁的她身材偏胖，头发花白，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贤惠、隐忍，尽管4年前自己也经历了脑部肿瘤手术，从死神身边走了一遭，但她挂在嘴边的还是丈夫的癌症病情和智力残疾的儿子的学习。
“他生下来身体就不好，有哮喘病，三岁以前，每个星期都要看病，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那时她和老公两地分居。“他在重庆，我在贵州凯里，都是我一个人把孩子带大。”说起儿子成长的经历，她停不下来，说到动情之处，还忍不住有些哽咽。
“儿子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闹夜，他每天要闹到凌晨5点才睡。在他半岁前，我没睡过一个好觉。”刘珍说，一次高烧后，她将儿子转到贵阳的大医院去检查，医生一看孩子鼻梁发紫，说孩子可能大脑缺氧，要抓紧治疗，但终究还是送去有些晚了。
1981年，方林和刘珍终于结束了劳燕分飞的日子，这一年，方豪3岁。刘珍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只会喊爸爸妈妈，在动作发育方面也比较迟缓，走起路来动作格外慢。
刘珍赶忙把方豪带到重庆的大医院去做检查。一位权威的儿科教授告诉她，孩子可能智力有问题，也就是智力残疾。这个消息对于方林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儿子方豪出生时，他已经40岁，老来得子，他格外兴奋，对这个独子他也寄予厚望。
不离不弃的41年
方林退休前是广州一家大型国企的工程师，专门负责机械设计，即便是在20年前，他的工资已经有数千元，一家人生活殷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已经是大专生。“那个年代，大专生是相当了不得了。”方林说。他原本希望儿子和他一样，上大学，当科学家。
1988年，方豪10岁时才在重庆上小学，两口子后来四处托人才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方豪的特殊学校，在那里，方豪学习了3年。1991年，随着方林调到广州工作，方豪的小学学习也中断了，随后，他又托人才让方豪在广州市另外一所特殊学校学习了两年。这五年的教育也是方豪的全部教育生涯。
1993年，15岁的方豪找不到地方继续读书，只好由父母带在身边。方林单位有一个花圃，方豪边跟着园林工人一起帮忙给花草浇水，给园子拔草。工作之余的方林看到15岁的儿子在楼下汗流浃背地浇花拔草，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如今回过头来看儿子的病情，方林有说不出的愧疚。“我年轻的时候只顾忙工作，忽视了孩子，我应该多陪陪他。那样，他的病情或许会有好转。”方林双手抱着头说。
2008年，刘珍正式在家一心一意带孩子，对于方豪的病情，她始终没有放弃，她一直相信，儿子有一天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方林是一位坚强、乐观的父亲。自从得知儿子患有智力残疾，他的生活节奏就彻底改变。他为儿子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计划，并严格执行，儿子每天从工疗站“下班”回到家后，要认识10~15个生字，并且要阅读两段200字以上的短文，并概括出中心思想；然后进行1个小时的数学针对性训练。
“他的智力水平大概也就相当于小学一年级的水平，所以我就把他当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教。”慢慢地，方豪的语言表达能力有所提高，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抗癌3年的八旬父亲
在几年前身体硬朗时，方林从来没有为儿子的前途发愁过。他经常抱着儿子的肩头说：“放心，我就是你一辈子的依靠，我来养你。”他一度想过儿子的病如果能治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说不定还能为他成个家。但3年的癌症诊疗，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
2016年，方林诊断为前列腺癌。今年81岁的方林依然在和癌症做斗争。从2016年至今已经花了十多万元。“我命大，阎王爷知道我还有个智力残疾儿子需要照顾，所以不收我。”方林笑着说，作为癌症晚期病人，自己生存了三年，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不过未来他的病情并不乐观。“我对生死看得很开。我希望每一天都快快乐乐。单从外表看，别人看不出来我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
方伯说，自己对生死早已看得很开脱，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智力残疾的儿子。“我时日不多了，但每次想起儿子，我都寝食难安。”方伯说，老伴虽然比他年轻几岁，但她身体也很不好。“将来指望我照顾儿子是不现实的，连我这个70多岁的老太婆都需要人照顾。”一旁的刘珍插话道。
“儿子的托孤问题还没解决，我还不能放心走啊。肩上的担子还不能卸下，我可不能倒下，我现在倒下谁来管他？”方林语调铿锵地说。如今，虽然得了癌症，但老人格外坚强，每天都坚持6点钟就起床，到公园做运动。
“我什么都舍得付出”
坐在记者面前的方豪看起来有些紧张，记者问他问题，他也答非所问，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上的机器猫。方林疼爱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儿啊，你要自立自强，要尽快学会算数啊。爸爸可能没法陪你到老了，将来只能靠你自己了。”说完后面一句，方林的眼圈有些发红。但儿子却全然理解不了他在说什么，也不明白，如果有一天父亲离开，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过去这40年，带着智力残疾的儿子，方伯夫妻俩没少受委屈。每次回忆起这些年的遭遇，刘珍都忍不住落泪。她告诉记者，有一年寒假她在单位值班，有人上门收废品，被她制止，结果被人高声辱骂。“他骂的话非常难听，明显是歧视我的孩子有智力残疾。那天晚上，我气得饭都吃不进去，一个人躲在房间哭。”
受委屈还可以忍，老两口最大的心病是，随着他们日渐老去，尤其是方伯患上了癌症晚期，自感时日无多，儿子的托孤问题已迫在眉睫。方林说，过去30多年间，他几乎跑遍了国内的各大医院，对于这种智力残疾，医院都说没有好的办法，只能由父母中的一方来照顾。如果父母去世，孩子的未来的确很成问题。
倔强的方伯依旧抱着一线希望，期待着儿子能在他有生之年自立自强，能自己独立生活。除了每天教儿子识字、算数，他还带着儿子一起锻炼身体，磨炼儿子的体魄和意志。
“将来我和她母亲不在时，他仍能在社会上生活下去，而不是依赖其他人，当然，这是最好的愿望。”方伯说，但他也坦承，从目前儿子的恢复情况看，要实现这个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其他亲人也不太愿意接收这个“包袱”。“我也理解，不能太为难别人。”方伯叹了口气说。
目前看来，儿子方豪唯一的出路就是住养老院。方林过去也联系了几家养老院，但养老院不仅床位紧张、收费不菲，并且，接收的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而儿子方豪今年才41岁。“第一，养老院是否愿意收他是个问题；第二，他还这么年轻，就要过上老年人的生活，每天把自己关在养老院里，我们也有些舍不得。”方伯说。
2019年1月3日，本报《今日人物》版报道了广州年过八旬的李老伯因为儿子患有强迫症，愿意在身后捐献器官和捐出价值千万元的房子以找到合适的人托付自己的儿子。方伯看到本报的报道后深有感触。“我的情况和李伯的情况非常相似，我也是岁数大了，又只有一个独生子，而这个独生子很多机构都不愿意接收，希望能找个合适的人托付。”
方伯告诉记者，自己打算在今年签订遗体捐献志愿书，自愿在身后将遗体捐献。如果有合适的人和机构愿意在自己身后照顾自己的儿子，他愿意把所有的积蓄，乃至房产都送给对方。
新闻推荐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托底线、救急难、保民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事关困难群众衣食冷暖,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