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年龄放宽5岁 是对个体红利期延长的调整和适应
众议苑
胡一刀(时评人)
近日，广州市发改委联合广州市人社局、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以及市公安局共同发布了广州新一轮迁入户政策(下称“入户新政”)。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一轮入户政策具有几大特点。一是不再将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户口迁入广州市的前置条件。二是就引进人才入户条件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其中，放宽引进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学士、硕士和博士分别从35、40、45周岁调整到40、45、50周岁。
广州入户新政降低门槛，不出意料收获了不少好评。对比北上广这三个老牌一线城市，北京虽然启动了积分落户政策，但去年首批名单仅6000余人，北京户口依然一票难求。而上海人口数量也已接近城市预定的2500万上限。去年8月，上海提出以清华、北大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绿色通道政策，有网友称这是“示好一小撮伤害一大片”。在这三个城市中，最接地气、入户门槛最低的是广州，体现了这座城市一贯的开放与包容。
当然，公众在肯定之余也有担忧与质疑，这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对落户后能否享有市民待遇的担忧，比如，有网友就建议在广州买得起房的人再考虑入户，因为在西部某城市有人一时冲动落了户，发现在当地买不了房、娃上不了学，想回去发现户口注销了。二是对拥堵等大城市病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担忧，害怕广州等大城市变得更拥挤，而广大农村没人去，以后会咋样？在我看来，这两个担忧都没必要，特别是第二个担忧有点想当然。在各地力推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当下，市民待遇的均等是第一步，如果入了户都不能享有同等待遇，那这样的户口有何吸引力可言？至于人从农村走向城市，向大城市聚集，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拥堵等大城市病是可以逐步解决的。事实上，随着市民规模的增加和素质的提升，大城市会出现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从而让环境改善、城市变得宜居，而这又会反过来导致人口的进一步集中。
纵观各地的吸引人才政策，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对年轻人青睐，广州此番将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年龄限制放宽5岁，看似是对这一趋势的悖逆，但其实代表的是对年轻人这一概念认知的刷新。毕竟，随着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变得更久，年轻人的年龄区间自然也要拉伸。另外，在日本以及香港等地，不少六七十岁的人还在坚持工作，不管有偿的职业行为，还是无偿的公益行为，都显示了个体红利期的延长。因此，放宽入户年龄，其实也是对这一趋势作出的适应和调整。
无需否认，未来广州的人口还将进一步聚集，这是发展规律使然，因为广州在全经济版图中占有地利，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为佐证的是，2018年曾有调查数据表明，31个高铁节点城市，在高铁通车后，21个出现人口流失。表面上，高铁通车后，欠发达的地方的人才更容易回去，但事实上扩大了“虹吸效应”的半径，欠发达地方原本弱势的经济活动和人才反而会外流。
当然，人口集聚除了带来无形的好处，也会带来诸如拥堵、污染、犯罪等城市病，后者并不会自然而然消解，其化解需要智慧，更需要投入，尤其是在公共服务上真金白银的海量投入。其中，又以对教育投入最为紧迫和急需，当常住人口可以在城市里快捷地享受到子女上学的利好，那大概率他们是会在一座城市里扎根下去的，这或许会成为对一个城市归属感的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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