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屹：父母是我的骄傲 其导演的《四个春天》获FIRST青年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陆庆屹关注“广州日报人物在线”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名家大咖故事。陆庆屹镜头中的父母。12月20日，陆庆屹的处女作《四个春天》要开启路演了，那天恰好也是陆庆屹的45岁生日。他将路演第一站设置在了贵阳，他用影像开启了与父母及故乡和解的新征途。
2018年是改变陆庆屹生活轨迹的一年。过去，他一个月仅有一两次与父母通话，如今电话里各类采访、邀约不断；过去，他大多时候窝在家里养花弄草、做饭掌勺，如今一个月内却要辗转好几个城市，一个城市里又得在好几个场之间迂回，“上一次来广州两天，打车就花了上千块”。
这一切，都是因为《四个春天》。7月份，陆庆屹的《四个春天》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在专业电影平台上，这部纪录片评分高达8.9分。
“其实我还零零碎碎获了好多奖，那些奖杯、奖牌都被我藏起来了，别人不知道。”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程依伦
陆庆屹个子不高，打扮粗糙，最爱戴顶鸭舌帽。走在广州的街头，他看到北京路一家快消服装店门口挂着红彤彤的三个字：大减价，乐呵一笑就蹿进去了，走马观花一番，又心满意足地出来。
厨子与农夫
陆庆屹又叫“饭叔”，这与他在社交平台豆瓣上的ID及他的微信名有关：“起床吃饭”。
吃饭在陆庆屹看来，乃人生之一大事。前不久，他受邀来参加到广州纪录片节，在舞台上，他就夸赞起广州的砂锅粥来。他在广州待了三天，砂锅粥也连吃了三天，“这在我朋友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是对我而言，每一次吃饭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穿衣、吃饭都很随性的贵州汉子陆庆屹，其实是个活得挺精巧的人。
他会做饭，并且手艺还不赖。他还爱养植物。如今被大家叫做“陆导”之后，陆庆屹依旧租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老房子里，那里有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中，陆庆屹养了两百多种植物，有葡萄藤、柿子树、栀子花、茉莉、月季等。有时候，枯盆里还会飘来一些牵牛、茑萝、鸭跖草等这些本不在种植计划之内的野花野草，陆庆屹也一并接纳，它们索性就在院子里生机勃勃地成长起来，那股坦荡野蛮的劲头，和陆庆屹倒是颇有些相像。
2018年，陆庆屹确实“好事接二连三”。
先是今年7月份，陆庆屹的《四个春天》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随后，片子又在第55届中国台湾金马奖上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和最佳剪辑提名。对于这接踵而至的荣耀，陆庆屹挺淡然的，“我做事情从没失败过”，陆庆屹说。
“社会大学”毕业的多面手
实际上，尚在2016年5月份的时候，陆庆屹还不会剪视频。在陆陆续续拍了《四个春天》的一些素材之后，陆庆屹才开始捣鼓那些剪辑软件，才一年工夫，他就被提名了金马奖最佳剪辑。“对于这些，其实我是有一个预期的，我认为我可以做到的，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不要脸地说一句，我现在应该是中国纪录片圈子里的顶级剪辑。”陆庆屹挺“不要脸”地说。
陆庆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派，严格来讲，他是社会大学毕业的。陆庆屹是家里的一个“特例”，一家五口人，父亲和母亲是老师，哥哥是清华大学音乐教师，姐姐在世时，更是全家人的骄傲。”
15岁那年，他如脱缰的野马一般，离开学校、离开家乡，跑到了北京。在那里，他和哥哥住在一起。哥哥让会油画的朋友教他画画，给他买《漂亮朋友》《梵高传》等书。在画了一阵子之后，陆庆屹打算考鲁迅美术学院。考前，他被姐姐带去吃冷面，因想再连吃两碗，姐弟俩索性就将入学考试抛诸脑后。
北漂三十年，而今四十五岁，陆庆屹的角色身份转变不少：画油画、踢足球、当出版编辑、做酒吧歌手、写文章、摄影、还当过矿工……踢足球，他从“编外”踢进了清华大学专业足球队；玩摄影，他一次活儿可以挣到四五万元；写文章，他又写成了豆瓣红人，令他走红的，恰是《我爸》《我妈》这两篇文章。
父亲陆运坤和母亲李贵贤
《我爸》《我妈》那两篇文章，算是陆庆屹的父母第一次在网络上“露面”，文中的两位老人，与他们在《四个春天》里的形象如出一辙，干净、淳朴，有力量。
在《我妈》中，李贵贤“天生暴脾气，见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灯都要黯淡几分！争强好胜，不服输，在她眉头下就没有写过困难二字。外公生前逢人就说，这丫头投错胎了，要是个男娃就太好啦！”
而陆运坤的性格却恰恰相反。他的脸上总是有“特温柔的笑容”；在孩子们睡觉前，会不声不响到每个人的房间打开电热毯；饭后，会偷偷洗碗。他尝试去回顾那些他早已习以为常的父母的“普通生活”，发觉可能里面会有很多值得自己记录的东西。“之前我的工作一直是拍照片，从来没有想过拍视频。那一年我正好也确实需要买一部相机，就买了一个带视频功能的，开始了无意识的记录。”陆庆屹说，《四个春天》是自己给父母的礼物。
他花了1500元买了一个三脚架——这是他在拍摄《四个春天》纪录片时唯一的开销，一拍就是四年。四个春天，四个春节，陆庆屹跟着父母从家走到田埂，记录下老两口厨房逗乐、缝纫唱歌、田间采药、山间踏青的日常，以及第三个春节时，姐姐去世、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痛。
陆庆屹记录的是每一个家庭的风霜雨雪、目光所及之处，尽是自然和深情。
在《四个春天》的预告片中，有一幕就颇为感人：一扇门里，母亲踩着缝纫机，吱吱呀呀；父亲轻晃着手腕唱着邓丽君的《甜蜜蜜》，春风吹得门旁的红色窗帘微微起舞。陆庆屹回忆起这个镜头的捕捉过程，当时他听到楼上响起父亲的歌声，便赶紧拿相机跑过去，推开门，他便被这一幕融化了，“感觉他们一生的时光都被浓缩在这儿，闪着光。”
这些碎片化的、不以为然的时刻在影片中比比皆是，“每一幕都喜欢，看着他们俩我就喜欢”，陆庆屹说着，眼里闪着光，露出一脸柔情。
陆庆屹说，自己是个泪点低的人：“每次想起他们（父母），我就会特别难过。”《四个春天》北京首映礼的时候，是陆庆屹哭得最凶的一次。
当时影片放映结束，大家鼓掌，陆庆屹的母亲上台，用方言和观众聊了二十多分钟，恭喜儿子“梦想成真”；陆庆屹的父亲也是质朴得可爱，有些害羞地说：“今天我在大荧幕上看到我了，感谢我的儿。”舞台下，陆庆屹却是泣不成声。“哭得我啊……父母养育了我四十多年，可如今我能为他们做的，只有这一件事。”陆庆屹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父母的骄傲，但他们是我的骄傲。”陆庆屹低着头，盯着街道上枯黄的树叶喃喃自语，宛如风里有诗句。
陆庆屹自述
谈父母：他们俩是我的骄傲
我是一个特别爱哭的人，今年就哭了十多次。更多的时候，我会被一些温暖的东西感动得哭，可能温暖的东西更容易消逝。这应该是遗传，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很细腻的人，他们对人的爱是无理由的、不需要回报的，不管是对陌生人、对万物、对植物，他们俩都有一种敬畏感。有一个词：慈悲。
每次想起他们，我就会特别难过。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而我选择拍这部片子，也是因为看到父母逐渐老去，想记录他们的点点滴滴。可能45岁了，更容易感到时光易逝。
我15岁离家出走到现在，都是非常让父母操心的。但我不坏，我只是淘气。之前离开学校也不是因为我学习不好，而是太好了。初一的时候，我就已经学完了初三的课程，所以老师讲的课我不爱听。我挺倔的，有一次为了“抗争”，还把教室的玻璃打碎了。
如今，我的父母对我也没有什么期望，他们从来不会要求我做什么。可能是望子成龙的愿望落空之后，素来严苛的他们就仿佛换了个人，给我充分的自由。现在偶尔翻出当年的书信，目光触及“吾儿庆屹”就有流泪的冲动。
我发现自己现在越来越趋近父母，跟他们越来越像。我开始对自己有一些要求和期许，随时约束自己，想让他们望子成龙的愿望实现。这并非个人的欲望，只是为了报答。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俩是我的骄傲，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谈生活：我的角色是旁观者
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尤其是对于一些事和人。
关于我最早的记忆，应该是在我半岁的时候。我记得那时，我妈带我回家，我们乘坐解放牌卡车，到了平昌县的时候，看到了浓稠的雾，雾里有一个模糊的水塔。我妈一边抱着我一边喂我吃我们那儿的一个特产——粑果。等到了寨子之后，我爸和一寨子的村民来迎接我们。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模糊的片段和场景我一直记得，直到有一次我问我妈，我妈就质疑：“不可能，那个时候你才半岁”。
我喜欢观察别人。今年是改变我生活方式的一年，今年之前，我的电话一个月也就响一两次，大多是和父母交流。但因为这个片子，我开始接触很多人，我也不太会拒绝。对于这种改变，我不会觉得不适应，也没觉得想抗拒，因为我的社会角色就是一个旁观者，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重要，或者自己的感受很重要。
谈电影：我做事情没失败过
我做事情从来没有失败过。对于做事，每个人的驱动力不一样，有的人的驱动力是反叛，我的驱动力是热情。对于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我不需要厚积薄发，只需要热情。我从来不畏惧任何东西，包括技术上的困难。
像拍电影，2016年的5月份，我才开始学习怎么用剪辑软件进行视频剪辑，今年我就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剪辑奖。对于这些，其实我是有一个预期的，我认为我可以做到的，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我不会假谦虚，那样挺累的。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我会承认是或不是，行或不行。比如今年我就跟周浩导演合作了一个片子，他的下一个片子就邀请我来剪。周浩在纪录片圈子里是出了名喜欢自己“包揽一切”的导演，但他认可我的调性，我想我应该也没问题。对于剪辑，我挺自信的，不要脸地说一句，我现在应该是中国纪录片圈子里的顶级剪辑，因为我知道我的感知力。
至于《四个春天》，不管它会被别人怎么评价，在我心中，它就是100分，完美。未来我还想尝试一下剧情片，讲述一个少年的故事，呈现的就是少年时期的自己，章宇会帮我免费参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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