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的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清华艺博举行“世相与映像：洛文希尔摄影收藏中的19世纪中国”展

[摘要]清华艺博举行“世相与映像：洛文希尔摄影收藏中的19世纪中国”展

约翰·汤姆逊《福建闽江金山寺》。

雅真照相馆《广州天平街》。

梁时泰《李鸿章》。

南都讯记者黄茜发自北京“世相与映像：洛文希尔摄影收藏中的19世纪中国”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幕。展览展出包括托马斯·查尔德、约翰·汤姆逊、威廉·桑德斯、赖阿芳、山本赞七郎、雅真照相馆、宝记照相馆、同兴照相馆、悦容楼等在内的百多年前的21个摄影师和摄影机构的“老照片”，用镜头讲述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故事。

该展从洛文希尔家族摄影收藏的一万五千多件藏品中遴选出120件，分肖像、日常百业、商贸交易、街景、建筑、北京、风景、全景摄影八个部分，其中暗含中国摄影市场从无到有的兴起、审美眼光的变迁和摄影技术本身的发展。

人物及肖像摄影

人物及肖像摄影，是此次展览中最具灵魂的部分。透过人物的面容、衣着、器物、背景和修饰，能窥见19世纪中国人的衣着风尚和生活状态。

洛文希尔收藏的肖像和人物摄影涵盖社会的各个层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西方摄影自香港、广东一带进入中国时，最开始受到普通百姓的拒斥，聪明的摄影师遂以特权阶层为对象。由天津摄影师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是当时特权阶级肖像摄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张照片极好地传达了这位晚清时期权倾一时的高官的地位和威严。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拍摄的一系列普通人物肖像。桑德斯是首批在中国开设照相馆的外籍摄影师之一，出版于1871年的《中国生活及人物素描集》是其巅峰之作。他的许多作品都有精美的后期手工着色，比如拍摄于1865年的《广州女子像》，持伞少女紫红色的头巾和她两颊与唇上的红润相辉映，显得娇艳夺目。

风景及建筑

雅真照相馆于19世纪70年代拍摄的《广州天平街》，一条清幽的石板路蜿蜒延伸，两旁小楼高高低低地挂着店铺的招幌，三两个孩子从门墙后探出头来，清晰地凸现在饱满的光线里。这照片有一种世俗又安宁的氛围，牵引人想去到街的尽头看个究竟。

在纯粹的风景摄影方面，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拍摄于1870年的《福建闽江金山寺》堪称神来之笔。这幅作品出自他的代表摄影集《福州与闽江》，木结构的古寺伫立在层层砖石之上，一株树冠巨大的古树从旁斜伸而出，当一切倒映在澄净的江面，显得既诗意又超现实。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本次展览策展人菲利普·普罗格在为展览撰写的文章《记录的艺术：早期中国摄影笔记》里提到一则趣事。虽然摄影术毫无疑问从西方传来，外国摄影师时常会聘请中国助手，但情况有时候也正相反，比如赖阿芳就聘请了几位欧洲助理。当时，西方摄影师和早期的中国本土摄影师彼此是竞争对手，他们像了解自己的相机一样了解对方的作品。

以一种社会学的方式研究中国

洛文希尔收藏的创始人史蒂文·洛文希尔在展览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摄影是历史的窗户，保存下这些珍罕的早期老照片，也就保存了一段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视觉史。“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记载前现代的中国，同时也希望以一种社会学的方式去研究中国。”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洋对展出的肖像作品极感兴趣。从图像分析的角度，他希望了解中国人在面对拍照的这一时刻，如何把自己认为美的图像呈现给摄影师。“这里面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双重的审美呼应的问题：一个外国的摄影师对美的图像的理解和中国人的美的图像的理解形成了对峙，或者形成一种彼此的沟通和理解。”

摄影家、《大众摄影》主编晋永权表示，19世纪西方摄影人进入中国的路径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自边地而内陆，沿河流通大道至中华腹地的荒僻之处。同时，拍摄者的身份或者是随军的摄影记者，或者是旅行者、传教士、自然及社会调查人员。因此，“这些图像事实上具有西方现代时期摄影的早期的典型特征。与照相物质材料及技术密切相关，杂糅着记录、艺术、商业与社会调查手段等多种类型的功能。”

假如时间是一条转瞬即逝的河流，这些老照片就是河流当中所撷取的涓滴之水。它们携带彼时彼刻的气息、温度、声响、色彩，彼时彼刻的真实无欺和矫揉造作。正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所言：“时间是摄影技术的重要因素，快门成像和暗房冲印甚至影像本身的衰退、消亡背后都有时间的魅影。”这些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摄影图像如今依然清晰美好，足以让我们“对摄影技术的发明以及第一代摄影先驱们的卓越成就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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