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也是世界走向中国之路
刘庆柱当年广州商贸馆区风貌以出口为导向的西村窑瓷器外国人头像象牙印章海上丝绸之路的器物“玉角杯”10月30日下午，“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18年第5讲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庆柱先生做了题为《关于“海丝”与“陆丝”对比研究——兼谈“丝路”与“大航海”》的学术讲座。
讲座分六部分。刘庆柱先生首先介绍了“丝绸之路”及“前丝绸之路”的区别，随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与时空界定需讨论的问题，包括不同“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观意识（主动）与“副产品”（被动）区分等。刘庆柱先生特别提出，相关研究应考虑“丝绸之路”的学术本体意义，不宜将“丝绸之路”作“无边无沿”的时空外延。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廖筠卿通讯员：王强
“丝绸之路”有“主观意识”
也有“副产品”
刘庆柱指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发表于19世纪的著作《中国》中提出，指东汉时连接中国与中亚、印度等地的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线路。这个名词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这个“丝绸贸易”的表象下，还有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东西。比如，“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只有丝绸贸易的东西交通线路，其开通甚至也不是以丝绸贸易为主要目的。
刘庆柱认为，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搞清楚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观意识”和“副产品”很重要，现在的一些讨论，似乎给人感觉有点“错位”，有点无限制地外延。比如说，地中海一带的牛羊、车子的相关技术，在四五千年前传到中国，这也就有了“史前丝绸之路”。但这其实并非有意识交流，而是人群来回流动造成的结果。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哪有草去哪，越走越远，把一地的风俗带到另一地。人类本身具有好奇心和猎奇，有对新鲜事物的接纳，但未必是有意识，主动去交互。这和我们今天说的“流行色”有点类似，就是一种追求，一种时尚。所以在谈“文化交流”的时候，应该对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和被动的、无意识的行为有所区分。
刘庆柱说，现在所言的陆上“丝绸之路”主要包括这几方面：
“草原丝绸之路”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早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这种交流是游牧民族商业活动的“副产品”。秦汉时期以后的“草原丝绸之路”成为“沙漠丝绸之路”的“辅路”。
“沙漠丝绸之路”即现在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从陕西西安经甘肃、新疆，出境后经中亚、西亚至南欧意大利威尼斯，东西直线距离7000公里，在中国境内长达4000公里。“沙漠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官方开辟的一条“政治之路”，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是它的“副产品”。这条丝路商贸是“单向”的，主体是粟特人。
“西南丝绸之路”又称“南方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南的四川成都、云南大理，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到印度，是一条“小型”“民间”的商贸之路，文化交流是其“副产品”。
“海丝”大规模开发应在西汉时期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是本次讲座的重点。对于身处“海丝”重镇广州的听众们来说，这也是最吸引关注的部分。
近年由于“海丝”研究和传播的深入与扩大，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也成了各方讨论的热点。刘庆柱在讲座中也专门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的海洋观念形成很早。秦始皇曾经多次巡海，据记载还在咸阳皇宫中修长池，当中布置假山，象征海里的神山。去世后在陵墓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汉武帝也多次巡海，还在建章宫里修太液池，其间的神山、石鲸代表着海洋。这种传统一代代被继承下来。唐代有太池，有四海池。四海池的名称沿用到明代。这些其实就是中国人海洋观念的体现。
刘庆柱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国家的决策与行为，汉唐盛世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关联。“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由南往北、从西向东的历史发展过程。番禺（即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广地区出土的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遗存，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实证。比如南越王墓出土的希腊风格的玉角杯等西方特色的东西，在同时期内陆的诸侯王公和高等级墓里没见过。它们很可能是经由海上交通而来。
他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人们通过海洋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进行“大型”与“官民”兼具的外交与商贸活动交通路线，最迟不晚于商代，大规模开通应在西汉时代。安阳殷墟出土的3300年前的龟甲里头，是马来西亚的大陆龟，“从马来西亚到广州，肯定没有陆地可走，你至少得通过船，这应该就是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如，从商周青铜器，一直到汉代的雕塑，都有犀牛的形象，在西安附近还挖出过给汉文帝母亲陪葬的犀牛的骨骸，经鉴定是南亚犀牛，“这么大的犀牛过来，你不拿船运就不可能”。现在说从汉武帝时期派出黄门侍郎开启海上丝绸之路，但从这只犀牛来看，显然海上交通的发展在此之前。在汉武帝时期，同时派出了从海上走和从陆上走的黄门侍郎。陆上的就是张骞，可惜从海上走的这位姓名没有被记载下来。
“丝绸之路”以“和合文化”为特色
与“大航海”不同
刘庆柱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远抵西亚，大明王朝的“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前大航海”时代。“海丝”与“陆丝”同为国家行动，是以“和合文化”为特色的外交活动。同时，“海丝”又有文化与商贸“官民结合”的特点。
刘庆柱也对“丝绸之路”与“大航海时代”作了对比。他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历史上“和合文化”之下的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交流活动。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文明，通过“下嫁”“和亲”等方式与周边政权和平共处，建立友谊。而欧洲“大航海”则以掠夺财富为目的，带来的是侵略和殖民主义等历史现实。
刘庆柱认为，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丝绸之路”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使中国走向世界，其次才是世界走向中国。在亚非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遗存，是中国人走出国门带出去的，或外国人来华后带回去的历史见证，充分说明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汉唐盛世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强大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也是世界走向中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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