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永不会离我们远去
一种迷恋于姹紫嫣红、美妙梦境、离奇传说的文学呈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这种倾向于浪漫的文学是才子才女们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下的“创造”。作品的诞生和作家的成名，都可以从他们的生活经历、婚姻爱情、结社办刊以及社会氛围找到原因,刘钦伟新近出版的《最后的浪漫》一书，就带领着我们去找寻当年文学史上这些创作产生的缘由，因此，这本《最后的浪漫》提供了人们了解当年文艺状况的新的视角，实在称得上是一本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史话。
刘钦伟，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位作家，职业是编辑，曾就职于花城出版社，后转入《番禺日报》担任值班主任，做起了与文学，特别是与现代文学基本不搭界的平面媒体的编审工作。令人钦佩的是，无论做出版社的编审还是做报纸的编辑，无论离大学讲堂的距离有多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的刘钦伟，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现代文学，特别是对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其间，他曾发表过学术论文：《二三十年代中国唯美主义的兴衰》等多篇，他编选的上、下两册的《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作品选》还曾获广东省优秀图书奖。多年的积累与思考、研究，最终，在他退休后“凝聚”成了《最后的浪漫》一书。要说，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数十年扭住一个命题进行研究，这本身何尝不是另一种浪漫呢？
“浪漫”一词是西语的音译，在上世纪初与浪漫主义文学一起被介绍到中国。在《最后的浪漫》中，作者厘清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源流：最早进行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是留日学生组成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们所偏好的，是浪漫主义的末流——唯美派,《创造》的办刊方针便定为“新浪漫主义”。有了浪漫主义的理论自觉,他们在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中也发现了浪漫主义的因素,并继承和发展了屈原、李白一派诗歌的传统。作者认为，现代派不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而是浪漫派和象征派的糅合,如果说古代的温庭筠、李贺写“纯粹的诗”是不自觉的,那么现代派则是有意为之。新月派所受的外来影响,在<诗镌>时期就从英国19世纪浪漫派传统转向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到了《新月》后期和《诗刊》时期明显带有象征主义倾向,《新诗》的创办是新月派与现代派的合流。从1922年5月1日《创造》问世到1937年7月10日《新诗》停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流行了将近16年,浅草-沉钟社、弥洒社、绿波社、南国社、狮吼社、绿社也以其独特的文学经验参与了那些书写进程。16年间,浪漫主义文学呈整体推出的态势,几乎覆盖了各个文体领域,而主要功业在诗歌领域,由此“新月诗派”“现代诗派”这两个诗歌流派得以成立。
刘钦伟写作《最后的浪漫》，就是带着大家重返发生浪漫主义文学的现场,让大家看到那些浪漫主义作家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理想、爱情,他们的痛苦、喜悦又是什么样子……通过这些，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理解那个时代以及我们同时代的人。刘钦伟正是将浪漫主义思潮作为情感史来述说,资料来源有作家的日记、书信、作品、序跋、评论、回忆录以及报刊史料等，按历史的顺序把故事本身和背后的意义结合了起来，那许多的情感和思想的画面便从我们眼前纷纷闪过。我们百读不厌的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等等，就照应着那段历史。
刘钦伟参考了众多史料,以浪漫主义的产生、发展、演变、合流为主线,把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数十个作家的生平创作贯穿为一体,展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概貌,还有对作家个体自由价值的确认。
《最后的浪漫》写出了浪漫主义的前世今生和它来到中国的心路历程,作家的爱情故事和成名的过程以及代表作品的解读都是本书的特点。把浪漫主义文学已然的历史叙述出来,是缅怀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文学年代。作者刘钦伟觉得，浪漫主义文学是主观抒情的,它不热闹却有非常温暖的东西,比如尊重和珍惜每一个个体存在,守住自己的信仰、理想和爱情,给读者带来很多想象，为看上去没有意义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光彩和亮色。（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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