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走向洒脱高地
《宝贝女儿》杨晓升 著
《芒种》2018年5月刊登
周其伦（书评人）
在《芒种》2018年第五期上，杨晓升的中篇小说《宝贝女儿》赫然在头条重磅推出，该篇作品以相当沉稳的叙事风格，从一个具体家庭的孩子教育问题，折射出我们传统文化中许多长期被人诟病的话题，读来颇为令人感慨。
谈到杨晓升这几年的文学创作，我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我几乎阅读过他近些年创作发表的全部作品，其中有小说，有报告文学，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理论文章。他是一个非常勤奋，而且文学观点亦独到的性情中人，他的那部关于“失独”题材的报告文学，几乎掀起了人们对于一个时代话题的追问，引起过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他近几年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在艺术探索时的大胆和干练，不啻于闯进小说圈的一匹黑马。
就拿《宝贝女儿》来说，杨晓升从一个很细小的切面去撑开人生的大主题，通过对一个家庭结构在渐进的变异中，从表面平静到内里的离析，表达着作者对社会诸多的思考，揭示出深刻的命题，这一点尤见其功力。
《宝贝女儿》的故事庸常而又朴实，像极了我们身边的张三抑或是李四。邱必铮婚后耕耘多年无子无女，焦虑中去医院检查发现他患有弱精症。就在他和妻子过了四十岁已经不抱希望时，却意外发现怀孕了，夫妻俩对这个迟来的幼小生命厚爱有加。女儿的呱呱坠地，女儿的牙牙学语，女儿的成长点滴，两夫妻无一不处在战战兢兢和小心翼翼中，女儿成年以及婚后生活，都过多地打上了邱氏家庭偏爱纵容的烙印。
父母用心良苦，可女儿却似乎觉得这一切水到渠成。从小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她，早已习惯于家人对她的迁就顺从，结婚和有了孩子后，在父母的宠爱中，依然刁蛮乖张，这就为生活困局埋下了伏笔。女婿秦俊峰来自西安，他和“女儿”相恋于大学，毕业后应邱家的意愿只身留在广州打拼，迫于大都市房价的压力，婚后便入赘在邱家，一家三代其乐融融。原本这样的生活可以风生水起地延续，岂料邱家父母对“女儿”的溺爱和娇宠，让始终觉得是外来户的女婿，根本无法完全融入，矛盾的心理逐渐发酵，而邱家人还经常以施与者自居。无奈中，女婿毅然决定搬出邱家。从来没有成家立业概念的“女儿”与父母百般刁难，终于致使女婿与“女儿”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即便如此，邱家人似乎还没有丝毫收敛，仍变本加厉地谴责女婿。在作品的结尾，以成功人士面目出现的秦，携再婚妻儿风光地走上前台，而邱氏一家却面对此情此景黯然神伤。
客观地说，生长在大都市的这一代，打小就因为其“独”的身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这份莫名其妙的感觉，再加上父母“万千宠爱在一身”，常常会成为他们娇生惯养的基础，这样自然就很难培养出他们的责任感。认真考究起来，这还不仅仅是家庭教育的单方面问题，我们的社会舆论、我们的公众意识，我们固有的文化观念也多少应该承担其责。把儿女视作宝贝，天下父母人同此心，这个不奇怪，可是我们在对待这群身份很“独特”的孩子时，态度上的左摇右摆与言不由衷，常常会让他们有一种错觉。他们一旦走入社会或者遇到什么事，做父母的就会情不自禁地站在自己儿女一边，很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这样的偏狭也会潜移默化在儿女身上。这就为社会为做父母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命题，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小就教育孩子的宽容与大度，让子女去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这样才有可能使他们走上康庄大道。
杨晓升的小说，特别擅长取材生活细部的微妙，而语言的直率特征又更多地倾向于四平八稳的叙述，神似国画中纤毫毕现的工笔。看似漫不经心，冷不丁地流露出来的思考维度，却带着一种发人深省的丰赡与广阔，我以为这是作者从成熟走向洒脱，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的一种标志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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