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社会变得多元复杂 作家写的也就是这个一言难尽
□羊城晚报记者 甘韵仪
壹
相信什么的愿望比无所相信更值得尊重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见过什么样的人，才敢写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事触动了您写《心灵外史》？
石一枫：大概还是身边见过听过的事儿，当然不太可能那么巧，所有经历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了。其实相信很多人也都见过类似的人群，跟着大师练功的，陷在传销里六亲不认的……隔三差五不也有类似的新闻么，这儿诈骗了那儿坐床了。我一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国社会虽然变得多元了，复杂了，但人们仍然还是有着共同的公共生活，只不过这个生活比起过去更加一言难尽，作为作家写的也就是这个一言难尽。坚信，不信，盲信，这些状态都是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公共的社会生活。
羊城晚报：小说以“大姨妈”曲折的精神信仰史，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新世纪的传销活动以及最终的“信主”，串联在一起，信与不信的矛盾贯穿全篇。通过对国人精神信仰的思考，您希望向读者传递什么？
石一枫：本意上想写的还是一部中国人的盲信史。我认为，汉民族没有宗教，是个活在现世中的民族，因为历史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也并不能说有什么坚定的统一的信仰，因而他们的精神历史并不是信仰史，如果非要找到相关的线索，一脉贯通下来反而可能是盲信史。这篇小说的初稿比现在发表出来的长，还有几万字的冗余，更多写了大姨妈之外的另一个主人公杨麦的精神困境，发表时《收获》的程永新老师建议去掉，现在看来这个处理是正确的，因为凝练而主题更突出了，写一部另类史诗的意味也更强了。具体说到盲信这个问题，我倒不想说信什么是对的，信什么是错的，信什么是光荣的，信什么是耻辱的，这年头谁配看不起谁呀。但我觉得如果人有在精神层面上相信什么的愿望，他的这种愿望本身就比无所相信更值得尊重。就像小说里的杨麦和大姨妈，也许杨麦才是可笑和可悲的，而大姨妈甚至是可歌可泣的。
贰
站在现实生活的角度看抽象世界
羊城晚报：小说最后透露“我”是个精神病患者，与《狂人日记》“佯疯”的艺术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处，有人说这是隔空向鲁迅先生致敬，您的本意是什么？
石一枫：在主观的世界里不辨虚实，或者像红楼梦里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是一种处理方法，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曾经这么做过。对鲁迅我们当然只有致敬的份儿，说实话我觉得我连致敬都不配。他对时代特质以及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洞彻，也许仍然是今天作家遥不可及的高峰。
羊城晚报：您觉得“只问苍生不问鬼神”、“只问鬼神不问苍生”、“既问苍生又问鬼神”分别代表怎样的人生信念？《心灵外史》更倾向于哪一种？
石一枫：“不问鬼神问苍生”是纯正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操守，“不问苍生问鬼神”则是它的反面。“既问苍生又问鬼神”复杂一点儿，可能也更务实一点儿，更接近于现实生活吧。写这篇小说时我想做的还是站在现实生活的角度去看抽象世界，或者说觉得人精神中的世界也是现世生活的一部分，总之想写的还是现实中的人。
羊城晚报：“心灵外史”是谁的心灵的历史？
石一枫：张承志有部著名的作品叫《心灵史》，而我无论是写作的气质和想写的东西都不太可能跟他相比，所以题目也只能叫《心灵外史》。这个题目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老师起的，我觉得非常贴切，和真正信仰的历史相比，这样一部盲信史只能是外史。但作为一个倾向于现实主义写作原则的作家，我也不希望写的只是一个纯粹个人的故事，孤立的故事，我想写的还是和同时代大多数人有关的故事。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用诙谐风趣的腔调，讲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故事，为什么特别钟情这类题材的创作？
石一枫：大人物我写不了啊，我这么一个笔调去写什么伟人传记那不是捣乱吗？但我又知道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个大时代，或者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就没经历过什么“小时代”。小人物能写好了没准是更有成就感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样子，写不像就进不了人们的心里去。
叁
对生活对社会彻底没立场做不了作家
羊城晚报：您小时候有没有一些成长经历或耳濡目染，对后来写作产生特别深刻影响的？
石一枫：大概还是阅读习惯吧，从小爱看故事书是真的。
羊城晚报：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开启了您的写作生涯？
石一枫：看多了划拉两笔，小时候写过点儿东西，正好邻居有一作家，还是大师，战战兢兢请人家看了看，说还成啊，能发表，这就发现自己也能写作。当然正经写东西，形成一套比较清楚的创作原则还是工作以后，和在《当代》杂志编刊物有关系。
羊城晚报：您觉得自己是一个“愤青”吗？
石一枫：生活里特怂，尤其面对女青年的时候，能随便挤兑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内分泌水平肯定也不像上大学时那么亢奋了，见着比我年轻的朋友也能作慈祥状。当然也不至于对生活对社会彻底没立场，那就做不了作家了。
羊城晚报：您创作的作品，时代感非常强，时代在您这一代人心中留下的最深刻烙印是什么？
石一枫：我想还是社会变化，人与人关系和生活状态的变化。能写出时代的特殊性，那个人物只应该出生在那个时间的那个地方，优秀的小说应该有这个感觉。
羊城晚报：有人说，70后是中国文学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到80年代，年轻作家观察视角更独特、艺术风格更突出，您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交界处，怎么定义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理解？
石一枫：我倒没特别看重代际区别，或者觉得代际上有区别也是生活状态和成长历程决定的，不是一个纯粹文学内部的事儿。在我看来，非得琢磨跟上代人下代人有什么区别，这不是特别必要的，把所处的时代写好就行。作家面对的是生活，又不是别的作家。
羊城晚报：有的人靠才华写作，有的人靠脸卖书，您曾说自己写作靠的是“自己对生活本身的认真”，这怎么理解？
石一枫：真有靠脸卖书的？那我特羡慕他们。我也想风华绝代就把钱挣了，爹妈没赏脸。写作和卖书应该还是两回事儿，既然写的是生活，肯定得研究生活。
肆
通过城市写出时代变化才是写作的任务
羊城晚报：如今许多年轻作家更倾向于创作衣香鬓影、红男绿女的流行文学，有些成了当红网剧的故事来源，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石一枫：也没什么看法，这是人家的工作，人家也有人家的读者和观众，用老话说：对得起座儿就行。我不太看电视剧，不过电影的青春片也看，有的还真挺好的。
羊城晚报：如今许多文本喜欢用网络用语增加可读性，小说文本更看重通俗易懂，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作品可读性更强？
石一枫：网络语言肯定就有可读性吗？我觉得所谓可读，还是把话说得有意思，本质上是个需要点儿智慧的事儿，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这也不太智慧吧。我本人要是看到这样的写作，一般就读不下去了。
羊城晚报：“京味文学”近年来在文学界非常抢眼，您曾说，今天的“京味”小说不再只是民俗意味上的文学作品，而演变成城市人心态的写照。这也是“京味文学”备受瞩目的原因？
石一枫：所谓“京味文学”是个一直在发展的脉络，在上个时代集大成的当然是老舍，不过老舍之所以了不起，仅仅因为写了北京人怎么说话吃饭过日子吗？还是因为写了《茶馆》和《四世同堂》这样的作品，写的都是一个时代最突出的变化和矛盾。北京和广州一样，都是能集中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大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城市，在题材的意义上，我们得感谢这样的城市。而书写这些地方，如果只写点儿民俗学意义上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儿对不起他们。通过城市的变化写出时代的变化，这可能才是写作需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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