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事 孩子之争

●女方曾患抑郁症男方工作忙

●这对夫妻离婚孩子该判给谁？

夫妻分道扬镳，却都想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母亲患有轻微抑郁症，经治疗后似乎与常人无异；父亲工作繁忙，似乎照顾孩子的时间不够……孩子的抚养权，到底应归谁呢？

居住在广州市的陈女士与李先生由朋友介绍认识，婚后先后生育两个孩子。婚后第三年，陈女士起诉要求离婚，并强烈要求法庭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判给自己。李先生同意离婚，但要求法庭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判给自己。在法庭上，李先生直言妻子患有抑郁症，并向法庭提交医院诊断证明和医药单据作为证据。李先生认为，妻子不适宜抚养孩子。对此，陈女士表示，自己一直在积极治疗，现已痊愈。她也向法庭提交了医院病历，证明自己抑郁症病情较为轻微，现已康复。

第一次遇到此类案件，审理此案的冯法官觉得有些棘手。为审慎处理此案的抚养权问题，天河区人民法院委托广州市青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由其指派具有心理咨询专业资质的社工，在天河区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共同开展“三合一”审判辅助工作。

在接到法院委托的当天，社工红姐与当事人父母和孩子进行面谈。第二天，社工红姐到陈女士家里进行家访，观察、记录孩子在家里的生活环境。随后，红姐对李先生也进行了电话谈话。红姐在调查和调解过程中，采用做游戏、谈话的方式，通过观察小孩子画的画和聊天时的面部表情，对其进行心理测评。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社工红姐发现，陈女士的病症与其成长环境有关，陈女士父亲未伴其成长，待父女关系刚有所缓和时，父亲又因病去世，陈女士备受打击；母亲性格强势，陈女士与母亲的关系比较紧张。婚后，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在生活和精神层面均无法很好照顾陈女士。诸多原因使得陈女士的性格越来越孤僻。

经调查和测验，社工红姐发现，由于陈女士积极配合医生的诊疗，现已与正常人无异；在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陈女士态度亲切温和；小孩子与母亲关系更为亲密，就目前情况来看，孩子的性格未受陈女士病症的影响；另外，经调查发现，李先生因工作关系，陪伴孩子的时间较短。

在社工红姐调查、调解和疏导的过程中，冯法官不仅在法院邀请社工一起进行调解，而且利用私人时间多次约社工红姐面谈，通过微信和电话的方式，从社工红姐那里时刻关注双方当事人的状况。当社工把家事调查报告交到法院后，冯法官经认真研读，对第二次调解工作定下“以情感人”的策略。开庭后，冯法官首先向原被告双方解读了这份家事调查报告。

在听完法官详细阐明报告的缘由、内容和结论后，陈女士和李先生均陷入沉思。冯法官打破法庭的沉寂，“原告、被告，通过这份调查报告可以看出，你们二位都曾经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孩子的成长而努力，而且你们现在依然为了孩子的未来在奋力争取。作为成年人，理应比孩子更加成熟和理性。为孩子计划一个适合成长的未来，是为人父母的责任，请你们再冷静地想一想，为孩子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法官，我愿意为我孩子的未来做出让步，孩子父亲家庭各方面条件的确都比我好，两个孩子相互陪伴共同成长也是我的心愿。假如孩子父亲抚养两个孩子，我会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但我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看孩子的机会。”陈女士诚恳地向法官表达自己的调解意愿。

“我同意孩子母亲的意见。”经慎重考虑，李先生也表示同意陈女士调解方案的全部内容。

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结果：经过法庭调解，父母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确认由父亲负责抚养两个孩子，母亲支付抚养费，每周可以探望孩子等。

（黄琼阚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