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的独特地位与标本价值

■ 谢涛

提 要

短短数年之间，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广东党组织的推动下，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海陆丰点燃农民运动星火，随着中共中央南迁广州后中共三大促成革命统一战线，广州很快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广东党组织亦成为全国各地党组织的标杆，在南粤大地掀起国民革命的浪潮。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1921年7月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诞生以前，全国和海外一些地区已产生区域性的共产党组织。这些组织的名称，以前的表述不一，有的直接定名为共产党，有的叫共产主义小组，还有的称为共产党支部。后来，出于研究的考虑，学术界将其统称为更严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梳理中共创建史，我们发现，在国内最早成立的六个早期党组织中，广东早期党组织，是一个有着标本价值的独特存在。

一、南粤大地深厚的阶级基础和革命传统

鸦片战争前后，广东开风气之先，中国近代工业，尤其是民族资本工业在这里萌芽，并逐步壮大。到20世纪初期，广东成为全国工业最为聚集的地方之一，这里产生了庞大的轻工业以及加工工业集群，仅缫丝厂就有299家，丝车13万部。大量工厂产生成批产业工人，这一群体无形之中成为了中共早期组织成立的雄厚阶级基础。据研究统计，至1921年，粤港澳一带各类企业的产业工人总数达到了50万人，其中，近代产业工人超过30万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产业工人为反抗剥削阶级的压迫，争取自身利益不断开展自发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斗争之中，这些工人不仅揭竿而起，而且抱团取暖，开始形成各式各样的工会团体。据研究统计，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仅广州一地，就有工会62个。

与工人自发斗争伴随始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领导开展的近代民主革命。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从鸦片战争开始，广东就一直站在历史最前沿。19世纪末期，广东成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重要场所。20多年间，广东先后爆发过广州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两次护法运动等影响全国的革命活动。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工人的自发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领导革命的重任落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身上，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阶级基础和革命传统的角度来分析，广东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条件，即使放在全国来审视，也是一个表现非常突出的样本。

二、广东在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的实践动因来自于五四运动的爆发，思想动因则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同的一点是，相比其他地方，无论是在五四运动，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广东都表现得极为突出。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一传到广东，5月7日，广东省内各地青年学生就全面动员起来了，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这一风潮从广州始发，瞬间从粤北山区席卷至琼崖全岛，从珠江两岸延伸到潮汕平原，直至整个南粤大地。广义角度来看，五四运动中，广东具有“爆发时间早、运动规模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显著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了大量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将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为广东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干部基础。

五四运动的广泛展开，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点在广东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广东籍先进知识分子作用显著。孙中山、梁启超、朱执信等人都从各自立场和角度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了介绍，但这些介绍仅止于零散而浅显的普及。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新青年》《广东群报》《广东中华新报》等宣扬新思潮的报刊不断涌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研习开始在广东出现。在这方面，杨匏安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先驱。早年留学日本的广东珠海人杨匏安，从1918年起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11月至12月间，他开始在这家报纸连载《马克斯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系统阐述。据学者考证，杨匏安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与李大钊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为此，学术界便有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南杨北李”一说。除了杨匏安以外，彭湃、苏兆征、谭平山、谭植棠等广东籍先进知识分子都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了独特贡献。这一切，为广东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过程呈现出复杂性、曲折性、斗争性

相比国内其他几个地方的中共早期党组织，广东早期党组织在创建时具有明显的独特性，从1920年8月至1921年8月间，短短1年左右的时间，广东早期党组织的名字几经变化，折射出来的是各类参与力量在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上的激烈博弈，也反映出党的主要创始人对于广东创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无疑体现出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的复杂性、曲折性、斗争性。

其一，由“广东共产党”到中共广东支部的演变，是与无政府主义者从斗争到决裂的结果。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任书记，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在此背景下，谭平山等人在广州积极响应，并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便有了广东早期党组织成立的直接动因。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开始关注广州，他决定派人到广州组建一个“革命局”。于是，共产国际派出的米诺尔和别斯林两人便与北京大学粤籍学生黄凌霜取得了联系。在作为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引荐下，两人到达广州，与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团体进行接触，此后，便产生了所谓的“广东共产党”。这一团体成立后虽在工人中开展了不少活动，且出版了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的《劳动者》周刊，但从本质上来讲，它“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因为理念上的分歧，谭平山等人并未加入其中。这一情况在1920年底发生改变。当时，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由沪抵穗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抵穗以后，先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联系，要求他们建立与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样的“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以宣传和组织民众”。同时，他还与“广东共产党”成员联系，希望他们能认真研究党的组织问题。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明确反对在党纲中加上“无产阶级专政”条文，并认为这一理念与他们基本观点不可调和。几经争论，无政府主义者宣告退出共产党组织。1921年春，在陈独秀主持下，广东早期党组织改组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此组织没有正式的名字，有“广州支部”“广东支部”“广州共产党”等多种说法，“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为通称），并担任书记。从此时开始，广东早期党组织便有了自己明确的宗旨和机关报《广东群报》，以及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设立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的广东宣讲员养成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广东早期党组织派陈公博为代表出席大会，在广州的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参加。中共一大召开之后不久，广东早期党组织便举行了党员大会，宣告隶属于中共中央局的中共广东支部正式成立，由谭平山任书记。

其二，广东早期党组织既是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亲自指导主持下创建的，又受到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影响。1920年12月至1923年9月间，陈独秀曾三次南下广州，为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以及党组织早期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第一次如上所述，因为他的努力，广东才成立“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的“真正的共产党”。此后两次，陈独秀均大力扶助广东党组织发展，推动广东革命形势走向深入。除了陈独秀以外，共产国际也是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的一个重要因素。期间，共产国际先后两次派人员赴穗指导工作，并力促陈独秀到广州来与当时政治上倾向于苏俄的陈炯明合作。此外，陈独秀南下广州时，还带来不少参与创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骨干力量，为广东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提供了人才支持。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最初9位成员中，既有陈独秀、袁振英、李季、沈玄庐4位上海早期党组织重要成员，又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3位本土的骨干，还有米诺尔、别斯林2位共产国际代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背后的多重力量。此外，1921年4月，由于上海形势紧张，最早发出建党先声的《新青年》杂志社在陈独秀的力主下南迁广州，一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与《广东群报》一起，成为南粤大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这也说明广东早期党组织与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之间联系密切，在党组织活动开展中能够发挥联动效应。

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时，正值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政治氛围相对宽松，这也是广东创建党组织的独特之处。相对宽松的政治背景，有利于党组织的创建，更有利于创建后党组织活动的展开。短短数年之间，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广东党组织的推动下，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海陆丰点燃农民运动星火，随着中共中央南迁广州后中共三大促成革命统一战线，广州很快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广东党组织亦成为全国各地党组织的标杆，在南粤大地掀起国民革命的浪潮。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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