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作家如何写出大作品？
大展现场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谢有顺
1月26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国艺术报指导，广州市文联、广东美术馆主办的“时代先声——广州文艺百年大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
文学领域的文献藏品在此次大展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在百年广州文学的长河里，无论是从广州出发，或是经过广州、来到广州的作家，他们所创作出的作品，或显或隐闪耀着鲜明的岭南特色，仍可为当下创作借鉴——
以描写日常生活为叙事核心
通常讲的岭南文化，由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所构成，到明清之际，这三种文化在岭南彼此激荡、融会贯通，在政治、经济、哲学和艺术等方面自成一格，形成了极具包容性和创造力的一种地方特色。
岭南文化与更宽泛意义上的南方文化有所不同。岭南文化长期处于开放、整合的过程之中，至清朝中后期一度达到高峰。进入近代以后，岭南文化更是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发动机。今日地处岭南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从文化构成上看，传统农耕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和当下的信息文化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正在聚合、锻造出一些新的品质。尤其是它所具有的现代品质，它的日常性、前瞻性和未来性，是它最为突出的优长，应该成为文学书写和文化讨论的重点所在。
因此，对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岭南文化，不必过度强调历史，并试图通过历史的比照来证明自身文化所具有的深厚积淀。岭南文化最突出、最独特的价值，就在于184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文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是领风骚的。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文化精神，也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
如何理解这种现代文化、如何书写一个现代社会，正是近几十年来岭南文学最受关注的地方。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始，岭南这块土地就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巨变，同时也接纳了数以千万计的人移民到这里，社会形态和过去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同，文学叙事也必然有了很多新的元素。过去讲岭南文学、广味小说，好像离不开西关小姐、骑楼、叹早茶、粤语，今天若只写这些，就太狭窄了。今日的广东，它既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也有现实变革的一面；既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既有主流的，也有边缘的。这才是真实而内在的岭南。特别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样的城市，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一种市民生活的崛起，一种现代生活形态的成型，作家们生活在其中，必然要经历它的光荣和梦想、希冀和悲伤。
这也形成了岭南文学新的特点，那就是以描写日常生活、市民文化为叙事的核心。广州就是一个初具模型的市民社会，这是它区别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广东作家面临的难题
广州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市民生活、务实精神，以及对个体和人性的尊重。这是一个柔软的城市，是一个自由、松弛、能让你的身体彻底放松的城市，一个适合生活、但未必适合思考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出现在作家笔下，他们描绘的重点就日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书写物质生活的全面崛起；二、表现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三、呈现具有现代特征的变化中的岭南精神。
当下广东年轻一代的作家，有效地写出了物质本身这一复杂的力量，并见证了物质生活是如何成为岭南的主流生活的。但这种对日常性物质的书写，也可能造就一种缺乏血性和深度的写作状态，比较温吞，没有冲击力。比如，广东很多作家的话语方式还显得陈旧，在艺术上也缺乏走极致的勇气。走向极致，拒绝妥协，这是一种令人尊重的写作精神，然而，这种精神，也正在被一种柔软的日常生活所吞噬，这反映在广东作家的写作上，就成了一个矛盾——在描绘一种新经验的同时，也可能陷落在这种经验之中。经验如何被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所照亮并飞升起来，是广东作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广东有大量的新移民，他们从外地来广东生活、工作。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移民在一开始多是边缘人群，移民生活也多是一种边缘生活。当然，边缘人群很多也会奋斗成为主流人群。但在广东，永远有着大量的边缘人群，那么多的城中村，住着那么多的打工者，还没有站稳脚跟，过着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干劲的生活，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复杂状况。他们是边缘人，但也是转型中国前进的重要力量。在他们身上，可以发掘出许多新的文学经验。比如前些年王十月的《无碑》《国家订单》，郑小琼的《黄麻岭》《女工记》，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丁燕的《工厂女孩》等作品，就有意记录这种现实，他们的写作，是生活在广东的边缘群体极好的精神传记。
而变化中的岭南精神，也和广东拥有一大批新移民密切相关。比如，边缘人群的苦恼、压力、困惑、甚至绝望，就是现代生存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的现代经验，不仅是指享有现代的生活和物质，还得承认现代的困境——精神性的困境。现在的广东，就每一个个体而言，有乐观，也有悲观，有希望，也有绝望。而在过去岭南文学的经验里，精神维度是比较单一的，文学上一讲到岭南，就想到民俗、美食、西关美女，以及其他各种世俗化的生活图景，这种写法，现在看来显然是简陋的。必须写出岭南正在发生的巨变，原有的一些生活形态还延续着，但新质的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也必须诚实地面对，唯有这样，文学岭南的存在才是独异的、全新的。
重塑文学岭南新形象
现在的广东和以前的广东几乎完全不同了，现在的广东，其文化主体很难说是以本土的广东人为中心，很多从外地来的人对岭南文化的新变也起着巨大的作用。从文学角度上看，传统的岭南文学的名篇，能传承到现在并一直影响青年人的，已不多。北京有老舍、王朔等人，上海有张爱玲、王安忆等人，他们的书，至今还摆在书店的醒目位置，但广东的一些本土“名著”，在新一代岭南人那里几无影响。而像杨克、肖建国、田瑛、杨争光、邓一光、张欣、艾云、薛忆沩、南翔、熊育群、陈启文、卢卫平、魏微、盛可以、王十月、李傻傻、吴君、詹谷丰、塞壬、严泽、寒郁、王威廉、徯晗、蔡东、冯娜、庞贝、徐东、丁燕、马拉、旧海棠、郭爽、钟二毛等一大批作家，都是外省人，但这些从外地来广东的作家已经构成了岭南文学最重要的书写力量，他们的许多作品，也为我们重塑了一个文学岭南的形象。
这一点，在诗歌写作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从诗歌写作的人口和诗歌活动的热度而言，大家都说广东是诗歌大省，这是有道理的。有人说，广东这地方务实、世俗，缺乏诗意，也产生不了好的诗歌，很显然，这也是文化偏见。诗意在哪里？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就在那些渺小的人心里。诗歌并非只与天空、云朵、隐士、未来有关，它同样关乎我们脚下这块大地，以及这块大地上那些粗粝的面影。广东的务实与宽容，有效地抑制了诗人那种不着边际的幻觉，广东的诗人们聚在一起，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很实在地写作、表达、生活，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诗歌气氛，它使诗歌落到地面上来了。即便是那些外地来到广东定居的诗人，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融入到这种语境中来。
一个地方的地气，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或许，正是因着这种滋养，使得岭南的文学写作，有着比别的地方更精细的经验刻度，以及更诚实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尤其是很多年青作家的写作，现实感很强，他们重视对当下经验的省思，也对新的人群、新的时代症候有独特的敏感——正是通过他们的写作，使得众多打工者的叹息声、街头巷尾的市声、改革大潮中的喧哗声、乡村记忆与城市生活的争辩声，等等，能被更多中国人所听见；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写作，使得广州、深圳、东莞这些响亮的名字有了更丰富的生活细节。这些声音和细节，构成了文学岭南的肌理，它们是中国文学书写中不可替代的现代经验、南方经验。
尽管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本土作家与移民作家如何结合和互动，这依然是一个新的课题，值得生活在广东的作家们思考；尽管比之岭南这片土地所贡献的极为丰富而复杂的现代经验，广东作家还远没有写出与之相称的大作品，但任何新的经验都需要作家长时间地去咀嚼和消化，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都要凝聚好几代人的努力。
如今，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一个新的文学岭南正在建构之中，这些新经验、新形象，以及观察世界的新角度，都是之前的中国文学书写中所没有的，这些写作新质，或可视为文学希望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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