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把西方文论当“背景”，发出中国声音
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黄树森（左）、羊城晚报社总编辑林海利（右）为孙绍振颁奖
羊城晚报记者孙磊
西方强调形而上我强调指导创作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文学理论可以指导文学创作吗？
孙绍振：我认为文学理论来自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同时对创作和阅读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在这一点上，我和西方文论是不同的。他们强调理论的美学化、哲学化，概念的自洽化，越是形而上越有学术价值。但是，越是形而上学，越是脱离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在西方文论看来，文学理论要指导作家创作，是绝对荒谬的。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主流对这一点几乎是认同的，故全国中文系都坦然声言，不能培养作家。而我则独持异议。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就是《文学创作论》。1985年夏受邀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统讲授，当时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作家。
三十年后，莫言回忆说，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就用上了我在课堂上讲的“通感”。他在和王尧的对话中还说，我的主体情志同化生活理论，使他避免了红色小说家写完童年生活后，就不断重复的命运。我觉得几十年来作家们的肯定，就是我对西方文论的有力辩论。
羊城晚报：《文学文本解读学》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孙绍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西方文论学者就宣称，绝大多数理论家遇到具体文本都“一筹莫展”。李欧梵教授在二十一世纪文论大会说，从上世纪中以来，西方文论流派走马灯似地轮换，目的都为了攻打文学文本这个“城堡”，结果是“文本城堡竟然屹立无恙，理论破而城堡在”，西方前卫理论在文本解读方面失败得很惨。
谁说理论与阅读不相容？我用一本《文学文本解读学》提出质疑。国内主流理论界把西方文化当做圭臬，当做不言而喻的真理，我觉得这是霸权，是民族文化主体性和自信的丧失，我就不太认可，我要用中国的经典文本来检验、来反思，他们的理论漏洞那么多，我就要挑战，就要发出中国的声音。
理论与创作的交融是我们的宝贵传统
羊城晚报：在长达几十年的学术求索中，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追求和变化？
孙绍振：我的学术道路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西方古典文论，从黑格尔到康德，主要是哲学、美学基础，特别是康德的审美价值论，还有西方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主要是层次化的方法。
第二阶段是回归中国古典文论。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着重概念的演绎不同，从《文心雕龙》开始就是以创作论为基础的。我们的诗话、词话、小说、戏剧评点，其根本就是分析文本质量优劣，品评得失，尤其会参与到创作、修改过程中。
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解读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这个传统是很宝贵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离开了这一点，一味追随西方繁琐哲学，使得学院派文学理论批评，贫困空洞，缺乏艺术感受。
羊城晚报：《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本土文化与文论，在您看来，中国本土文化与文论有哪些特点？
孙绍振：我从中国本土文论找到了新的基础，那就是理论从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中产生，理论要回到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中接受检验和批判。我们接受西方文论，是狼吞虎咽的，没有消化，和中国古典文论根本没有起码的对照。
“零度写作”曾一度很热火，但是，几乎没有人去回顾我国史传的“春秋笔法”，只是记言、记事，褒贬全在实录之中。要发议论，只能在记事记言之后。但是，我们理论家却无视这种传统艺术精华，一味沉入西方文论的所谓叙述学，以为这是唯一的法宝。
文学界风平浪静缺乏真正的争鸣
羊城晚报：可否结合您个人的经历谈谈您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总体认识和评价？跟八十年代相比如何？
孙绍振：从学术性来说，当前的文学批评比八十年代要严谨得多，但是，从思想的活跃和艺术分析来说，有许多地方还不如以前。
其原因是，第一，由于西方文论的霸权，大前提是人家的，方法是人家的，剩下的就是用中国文学文本为西方文论作例证，学院派的评论尤其如此，注解的工夫多于学术的洞见。第二，由于缺乏艺术上的真知灼见，盲目的鼓吹太多。诸多所谓研讨会，成为圈子批评，红包批评，灶王爷上天前，吃了主人家的麦芽糖，就讲不出真话来了。第三，文学批评，几乎没有真正艺术的批评。比如说《白鹿原》，现在被奉为经典了，但是，它的语言质量是很差的，至少是不如贾平凹的。第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一种庸俗的风气，有些圈子里的权贵是不能批评的，一触及这些人，文章就发不出。
因而，文学批评界，说它死水一潭太刻薄了，说得好听一点，是风平浪静，缺乏真正的争鸣。
羊城晚报：在小说创作热闹非凡的今天，文学批评后继乏人的呼声却是越来越强烈。有人发出追问“80后为什么出不了文学批评家”，对此您怎么看？
孙绍振：现在大量的博士生、年轻的评论家，缺乏朝气。当年，我的老师吴小如先生，才二十四岁，就敢为文批评巴金的文章“费词”、不精炼，批评钱锺书的散文“炫才”、炫耀学术。
我们的文学教学和学风是有问题的，大量的硕士、博士，在学期间不是如痴如醉地阅读经典，而是生吞活剥西方文论。绝大多数，并没有读通，就凭着大量的注解毕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过文学阅读那种惊心动魄的幸福，他们并不曾有过把文学当做生命的青春记忆，只是为拿学位而耗费青春，他们的精神生活被太多“洋教条”占据了，这样很难成为有出息的批评家。李欧梵先生说，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评论“无用”，并不意味着不学，还是要学，不过只是把它当做“背景”，不能让它“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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