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故事意味的民族志

羊城晚报 2020-08-16 13:30

□钟福民

周建新教授的著作《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却又具有典型性的民间护祠案例。这一案例具有切片和标本的意义，即对于理解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传承文化提供了启示。

在著作中，作者始终保持对既往人类学理论资源的开阔的视野，如对西方古典论、资源动员论、社会建构论等理论资源，有批判性的吸收，但未生搬硬套于中国实践。即便是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也注意其适用的边界性。作者通过对钟村人护祠的心理、行动和效应的调查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抗争”、“文化经营”的核心概念，并总结出民间文化保护的内在机制。显然，这对于本土化的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深度的田野调查，体现了人类学者在知识生产中，主体间性的充分对话和开放性交流。在田野调查中，作者熟练地转换自己的角色，在坚持学科求真客观的基础上，倾听各方对拆迁和护祠的态度、意见和看法。正是这种沉浸式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才有了这部“多重发声”的民族志，呈现了多方位、立体的声音。作者成功的田野调查，形成了对所有人均能开放的交流空间，也证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其实是来自调查者与社区对象之间就本土知识的反复对话。因而，这一著作倡导了在多元利益主体、文化主体之间形成充分对话的人类学调查风格。

著作以小说体民族志的形式，主体部分采用“印象派民族志”的手法。可以说，这是一个情节丰富、人物众多的极具意味的故事，具备了文学性题材的各种要素，而且历史与现实相交织，蕴含了社区史、文化史的情节和要素。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倒叙、插叙等写作手法，表现出高超的叙事能力，成功塑造了钱哥、钟校长、老钟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在叙事风格的表现方面，这部著作体现了民族志书写的诗性与理性的平衡。作者尽可能全方位地掌握村落历史、社区文化、村民生活、人口生计、宗族组织，以及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人（物）、事（情）、情（感）、势（态）等，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言语行动；另一方面，又冷静地分析他们的动机、策略、手段，以及多元利益的博弈，探析其复杂的机制，以期发现民间文化延续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因为如此，该著作在民族志文体方面，具有了可贵的实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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