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粽子
文/聂利明
端午节近了，满街粽子飘香，但都不是我想要的味道。
我想要的粽子，是糯米与粽叶的亲密相处，不能夹杂其他东西，如同相亲相爱的两个恋人之间，决不能允许有其他人的存在，什么肉粽、豆沙粽、红枣粽等等，在我心目是都是怪胎，难以接受。
也许我才是怪胎，因为市面上我所喜欢的纯糯米粽越来越稀少，说明口味这么偏狭的人也不多见吧？
没办法，想吃这一口，只好自己动手，于是买来糯米、粽叶，在视频里跟着远在老家的三姐，笨手笨脚学包粽子。小时候在老家也跟母亲学过，母亲包粽子从来只放糯米。母亲说，放了其他东西，就吃不到糯米和粽叶的香味了。母亲包出来的粽子就像艺术品一般，是那种紧实的三角形，棱角分明，玲珑精致。我却怎么也学不会，姐妹中只有三姐得了母亲的真传。
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认真揣摩，按照三姐的示范包了几个，渐渐找到感觉了，越包越像样，越包越有信心。可见，以前学不会，不是真的学不会，而是因为有母亲在，不会包也有得吃。没有依赖，摆脱惰性，人的潜能果真超乎自己想象。
粽子煮好了，熟悉的香味和口感让我得到极大的抚慰。日子越过越好，食品的丰富和精细程度是小时候想也不敢想的。尽管超市货架食品琳琅满目，我却执拗地坚持从小熟悉的口味不肯改变，这背后的心理归因究竟是什么？
夜深梦醒，我恍然明白了，从小习惯的味道，其实就是母亲在孩子身上留下的印记，也许，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这是在不自觉地以另一种方式纪念母亲。
母亲离世已8年有余。操劳一生，抚养7个儿女成人，生活逐渐好起来的时候，母亲却撒手西去。儿女们难以释怀的是，母亲不过75岁，并不算高龄。有能力报答母亲了，却没有机会了。
母亲生于1936年，娘家姓董，从小被送给聂家做童养媳。动荡年代，草根家庭，挣扎着长大。父母成婚的时候，母亲应该还是16岁的花季少女。1953年，大姐出生时，母亲17岁，按今天的标准，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却已担起为人母的重担了。
自此以后，每隔3年，母亲生下一个小孩。1968年我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一年，母亲才32岁，6个孩子围在她身边嗷嗷待哺。
时隔6年，小妹又出生了，这时我已经开始记事了，接生婆来到家里，大人进进出出神情严肃，我茫然站在母亲床前，大姐把我扯到堂屋，用一块糖安抚了不知所措的我。
我不清楚父母亲生养这么多孩子，是主动计划的，还是那个年代计生知识和手段匮乏造成的，但我知道，在那个年代，生下孩子养不活是常有的事，常有因营养和医疗条件不好而夭折的。而母亲生了7个，7个都全须全尾长大成人，在当时这样的家庭真不多见。
小妹出生后，加上祖母，家里长期有10口人吃饭，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碗筷交错的情形，是儿时记忆中温暖的底色。祖母主要负责做饭看孩子，父亲在外面挣工分养家，全家老小吃穿用度、浆洗缝补，就全靠母亲一人操持了。这么一大家子人，除了三个姐姐年幼时碰上三年困难时期饿过肚子，没有出现缺吃少穿的情况，还能时不时接济乡里乡邻。母亲常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虽然在物质匮乏年代长大，孩子们却没有留下多少穷酸的印记，这和母亲的持家能力是分不开的。
母亲没有读过一天书，但天资聪慧，无师自通学会了织布、裁衣。她织出来的布，很多花色是自创的，别人都没见过。孩子们的衣服，大多也是自己织、自己裁剪和制作的，不华丽，但足够蔽体御寒。儿时多少个夜晚，梦中醒来，睁眼就能看到母亲在油灯下织布裁衣的背影。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如果有机会读书，我一定会成为外交官。大概在母亲的观念里，外交官是既有学识又体面的职业吧。
上大学时离开母亲膝下，我欢快地奔向外面的世界，似乎也不怎么留恋母亲，我想母亲也未必有多牵挂我吧，那么多孩子，顾不过来。大学毕业，工作在他乡，每次回家看望父母的时间有限。直到有一天，临近家门，远远看见母亲在前面慢慢走着，两腿沉重，步履蹒跚，我惊觉母亲真的老了，应当多点回家陪陪她。
可是我也并没有更多的时间回家陪母亲，每次即使短暂回家，带点东西，留下点钱，又匆匆离开。母亲有时絮絮叨叨，讲些家长里短，我经常不耐烦地打断她，嫌她啰嗦、看不开。有几次良心发现，陪着她多聊了一会，她就一副眉开眼笑、心满意足的表情。
2010年冬季的一天，开车在路上，手机响了，大哥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母亲过世了。我停车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虽然此前一个月已知母亲身患重病，也回家陪了母亲几天，但最终结果到来的时候，深深记得，那种紧紧揪扯心脏的绝望无依的感觉。
办完母亲的后事离开老家时，哥哥问我想带什么东西回去。我从母亲的木箱里，挑了两块母亲亲手织的棉布，两块都是格子图案，一块黑白相间，另一块红黑相间，都是母亲自创的经典代表作，难为母亲保管了这么多年。
带着它，想念母亲的时候，还有一个凭寄，一个念想。
看着它，就如同母亲未曾离去，还在身旁。
（作者系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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