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背后的故事
《先秦东江三角洲陶器研究》（娄欣利著）。
考古学家严文明为《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题词。
《手铲下的文明——东莞历年文物考古成果展》（东莞市博物馆编）。
朱非素（右二）与考古学家严文明、赵辉等。
《南粤文物考古集》（莫稚著）。
朱非素。
邱立诚。
崔勇。
李岩。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东莞的考古发现随着城市建设的热潮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抢救性的发掘和文物保护是当时的重中之重。到了21世纪，东莞考古事业进入了承前启后的新阶段，系统全面地总结此前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在东莞市政协和东莞市博物馆的努力下，汇总过去数十年东莞地区考古成果的《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得以印行，即完成了东莞考古的阶段性总结，也圆了老一代东莞文博人的心愿。本期“考古在东莞”带你走进《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印行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东莞市博物馆原馆长钟创坚、原副馆长李润权便与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商，希望能编辑一本有关东莞地区考古史料的书，考虑到这本书对于东莞考古事业的重要意义，双方很快就达成共识，于是开始了这本书的筹备工作。
2004年，东莞市政协、广东省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联合出版《东莞历代书画选》，在这本画选的筹备过程中加深了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东莞市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其间，双方重提东莞地区考古史料出书的事宜。本着对于东莞考古事业的责任感，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该书由市博物馆组织人员搜集资料，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统筹出版，并得到了广东省博物馆的支持。但是，由于资料及单位机构和人员变动等多方面原因，当时这本书只能作为内部资料，并未对外公开出版印行。
2013年，经过双方努力，《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终于得以印行。同时，考虑到该书筹备印行期间，东莞又多次有了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公布，如耗岗遗址和村头遗址。为了更丰富全面呈现东莞考古的阶段性面貌，相关负责人又在书中补充了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
《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由“考古篇”和“研究篇”两部分组成。其中，在“考古篇”中，收录了22篇东莞地区考古发现调查、发掘和清理简报，涵盖了东莞地区从史前至清代的重要考古发现；在“研究篇”中，则收录了《从考古资料看先秦时期的东莞》《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东莞虎门抗英史迹考略》《东莞明代古尸的鉴定与塑化保存研究》等14篇具有代表性的考古研究成果。两个部分的文章互为补充，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东莞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随着众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东莞地区的考古得到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人的关注和认可。在原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古运泉以及北大遥感专家毛赞猷教授的牵线帮助下，前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为本书题写书名“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教授、考古专家严文明也非常支持此书的出版，并为其写下“探索南粤历史，建设现代文明”的题词。
曾任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的李炳球回忆说：“成功邀请宿白先生和严文明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和题词，其背后离不开古运泉馆长和毛赞猷教授的功劳。当然，这本书当时还是内部资料，两位考古前辈也是认可了东莞这一系列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才愿意为它题写书名和题词。不仅如此，1995年，严文明先生还曾以顾问的身份参与过"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亲自来东莞考察并写下相关文章，提出东莞考古发现的重要性。”
李炳球介绍说，《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印行，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一，对过去数十年东莞重要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进行汇总，为全面展示东莞考古情况提供了重要窗口；第二，整理跨越数千年的考古发掘成果，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东莞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三，本书的印行，还能为当下政府规划文化发展路线提供重要决策依据。此外，东莞的史前考古发现，已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印证。
近年来，东莞已有不少文博展览场馆相继涌现，从各个角度展现了东莞的历史故事；东莞市博物馆先后出版《手铲下的文明——东莞历年文物考古成果展》《先秦东江三角洲陶器研究》《东莞市博物馆藏近现代文物》《珠江三角洲》等书籍，已成为读者了解东莞考古发现的重要窗口，融入源远流长的东莞文脉中。
东莞考古的领路人
由于资质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直是东莞考古的领路人，带领东莞本土考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其中，广东省一线文物考古学者莫稚、朱非素、古运泉、邱立诚、龙家有、刘成基、李才尧、李子文、冯孟钦、崔勇、李岩等，由于经常到访东莞进行考古发掘，已与东莞文博工作者建立起深厚情谊。
除了考古领域，在后来进行的《东莞历代书画选》《东莞历史人物评传》《东莞学人文丛》等项目中，也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可以说，这些人凭着多年来对东莞的深情厚谊，为东莞的文史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莫稚
◎参与东莞考古项目
虎门鸦片战争旧址调查与发掘、龙江村贝丘遗址发掘等
东莞考古学者，桥头人。近半个世纪以来，莫稚的考古足迹遍及珠三角地区，是东莞最早的现代考古学者。
1952年至1955年期间，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现在被称为考古的“黄埔四期”，莫稚是第四期的学员。
1961年，莫稚曾参与由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暨南大学、广东省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组成的广东文物工作队，参与东莞龙江村贝丘遗址发掘工作。1973年至1974年间，他主持和参与了鸦片战争时期虎门抗英史迹林则徐销烟地旧址、虎门炮台旧址和抗英烈士墓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于1980年执笔写成《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东莞虎门抗英史迹考略》。2001年，该文章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上发表。
2003年，在东莞市博物馆的支持与帮助下，莫稚出版了《南粤文物考古集》，其中收录大量关于东莞古遗址的记述。
朱非素
◎参与东莞考古项目
村头遗址发掘、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等
著名女考古学家，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自20世纪60年代初，她进入广东省考古队伍后，便始终身体力行、孜孜以求，在粤北、粤东、珠江三角洲的考古工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为广东考古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村头遗址位于虎门镇南6公里处村头村西侧，是在1987年冬，广深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时发现的。当时，广深珠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拨出专款，由广东省博物馆和东莞市博物馆联合组成发掘队，朱非素任领队，于1989年8月至1990年5月，对村头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1993年3月至7月，第二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清理了明代和相当于商代两个时期的遗物、遗迹。其中，商时期遗存的特点为堆积中含有大量贝壳，即贝丘遗址。
1995年3月18日至4月12日，由朱非素领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赵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和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赵善德等结组，对珠江三角洲地区24处史前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旨在搜集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文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资料。此次调研中，共考察了东莞5处遗址，分别是蚝岗遗址、村头遗址、圆洲遗址、龙眼岗以及万福庵遗址，为后来相关遗址的发掘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为2003年的蚝岗遗址发掘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
邱立诚
◎参与东莞考古项目
明罗亨信家族墓发掘等
198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1971年起从事文博工作，曾任广东省博物馆工作队副队长。现任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合编的主要著作有《广东出土先秦文物》等。
1988年4月，因工程建设需要，广东省博物馆与东莞市博物馆联合清理了罗亨信家族墓，邱立诚与李岩作参与了此次发掘工作。除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外，还出土了两方墓志铭，并找回了散失的神道碑。这些碑铭，为了解罗亨信的生平历史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资料。明代罗亨信，是个史籍有载的人物，如《明史》列传六十和《中国名人大辞典》都有关于他的记载。
2008年，邱立诚发表《考古资料看先秦时期的东莞》，在此之前，先秦时期的东莞，文献无考。即使是考古资料，因开展工作的局限性，并不十分丰富。邱立诚在文中以现有的考古资料——石器时代（蚝岗遗址）、商（村头遗址）、周（猪牯岭遗址），对先秦时期的东莞作初步探讨。
此后，邱立诚一直热心于东莞的文史事业。在东莞市政协筹备出版《东莞学人文丛》时，他作为桥梁，为《张镇洪集》《张寿祺集》的成书作出了较大贡献。
2017年，邱立诚应邀主笔撰写的《东莞历史名人评传·罗亨信评传》出版。
崔勇
◎参与东莞考古项目
东莞市宋代李春叟墓、东莞虎门东汉墓、东莞牛草岭东汉墓、佛子岭古墓群发掘等
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主任。曾于1987年参与发现“南海一号”。2010年作为“南澳1号”水下考古队领队，组织的“南澳1号”水下考古发掘，被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列为2010年“一号工程”。
上世纪90年代左右，因基建需要，广东省博物馆派崔勇、刘建安会同东莞市博物馆的王奇芬、王健、钟创坚、李河清等人，对位于东莞市篁村区麻地岭乡的李春叟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崔勇执笔写成的《东莞市宋代李春叟墓发掘简报》中，考古学者通过出土的《李春叟墓志》《梅外李公墓表》及《宋梅外处士传》碑文，对东莞历史名人李春叟的相关历史记载进行了详尽考证。
1989年3月，崔勇参与东莞牛草岭东汉墓的抢救性发掘。次年1月，参与东莞虎门镇丫纱帽山东莞墓的清理工作。1997年10月，与李岩一起参与因连日暴雨而暴露出来的东莞附城佛子岭古墓群的发掘工作。
李岩
◎参与东莞考古项目
村头遗址发掘以及后续研究等
广东史前至秦汉研究领域的国内权威专家，1987年北大考古系硕士毕业，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奖获得者，出版过《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广东部分）》《石泉山文物集粹》《解读南海一号打捞篇》等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
1989年和1993年，李岩参与村头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在2000年执笔撰写《东莞村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
2005年5月18日，应原东莞市博物馆馆长娄欣利的邀请，李岩将所有村头遗址的出土文物标本集中装车，从广州运回到东莞市博物馆，并在东莞市博物馆进行了近三年研究整理工作。其间，在东莞市博物馆的帮助下，李岩主要对海量的破碎陶片进行拼对复原，让这些陶器呈现其完整形态，以方便未来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之后，由李岩执笔完成的《东莞村头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于2008年提交给出版社。
其间，在东莞市博物馆馆长谌小灵的主导下，李岩联合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专家以及广东省、市的学者，就村头遗址的牙璋、石器和动物遗存进行相关专题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文章。
本版撰文：龚艺超
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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