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人之佳所 人才之渊薮 东莞科举文化之书院篇
一年一度的高考日益临近，大批学子即将奔赴考场接受检阅。每每论及此项话题，很多人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难度丝毫不亚于如今的高考，必须过五关斩六将，方能“金榜题名”。
东莞历来有着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精英荟萃，代有英才。纵观各个历史时期，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东莞人的闪光身影频现。
在之前的忠义英雄篇、硕学鸿儒篇中，详细介绍了7位具有代表性的东莞古代科举名人——罗亨信、袁崇焕、张家玉以及陈琏、陈建、陈伯陶、伦明。
东莞为何历来人才辈出，甚至赢得“岭南人才最盛之处”的美誉？关键在于重教育、兴学校。而书院正是古代东莞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培育了众多人才。本篇将从书院的角度，为大家了解东莞兴学重教之风、教育体系、科举名人等提供一个平台。
专题监制：张树坚
专题顾问：李炳球
专题策划：雷石鹏张洪波何杰
专题统筹：刘爱琳龙小晖
本期撰文：赵水平
本期图片：陈沛鸿（除署名外）
专题出品：都市新闻部
宋元时期
书院兴盛，资四方从学之士
“岭南人才最盛之处，前代首称曲江，在今世，则无逾东莞者。盖入国朝以来，逾百年于兹，岭海人士，列官中朝长贰台省者，无几何人，而东莞一邑，独居其多。君子推原所自，咸归重于学校育才之效也。”明代大儒丘濬在《东莞县重建儒学记》中明确指出，东莞人才济济，独冠岭南，皆归因于兴学重教。
莞之立学，始于北宋。宋代，地方普遍设立了官办的最高学府——学宫。东莞历史文献中对东莞学宫最早的记载见于明【崇祯】《东莞县志》卷三《学校志·学宫》：“邑旧有学宫，在县治南二里许。”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学宫迁建于东城外黎氏地，其址历760余年不变，历代多次修缮，为东莞培育了众多人才。
书院之名始于唐，最初是国家或私人藏书处，或学士文人读书处，至五代、宋初已变为学者授徒讲学之所，是国家和州县官学之外的教育机构。此后，书院或为官办或为学者私设。宋代书院之风兴盛，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以岳麓书院为例，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官府一次就拨给学田五十顷，书院学生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
广东书院兴起稍晚，起初也是学者个人读书处，或是祭祀名人的祠堂，而后演变成课授生徒的学校。广为人知的有东莞的力瀛书院、南雄州孔林书院、海阳韩山书院、英德涵晖书院等。
北宋崇宁年间，曾任广东阳春县令的邓符，移居屯门镇桂角山下的岑田村（今香港新界锦田村），创办力瀛书院，据新安锦田《邓氏师俭堂家潜·四世祖符协公家传按语》载：“公性笃学，好交贤士。解任后，筑室桂角山下，创力瀛书斋，建书楼，读书讲学。置客馆、书田城于里中及郭北。修桥梁，发膏火，以资四方来学之士。乐育英才，多所造就。”
南宋淳熙年间，进士翟杰“构桂华书院，集四方英杰，相与讲学穷经”；梁文奎“建迎翠楼，讲学其中”，引来四方从学之士。有县志记载：“东莞自晋宋以来，家事诗书，里有弦诵，咸建书院于乡，以教子弟。”之后，大大小小的书院、馆、塾、书室纷纷设立，多为家学或民办的初级学校，令当地文风大盛。
元代的书院各设山长（类似学校校长）、直学各一员，学生与京学及州县生徒一样，凡“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元代理学在一切学校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故书院与州县学讲学内容没有大的不同。
明代
书院林立，领广东风气之先
明代东莞，经济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书院、社学、私塾林立，形成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科举发达，人才辈出，涌现一批在岭南甚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如陈琏、罗亨信、袁崇焕、陈建、张家玉等。
明初，因对重理学的书院不甚重视，虽有书院，但其风不盛，书院制度沉寂了数十年，至明中叶以后，学术思潮的发展出现转变，粤东几位理学明儒到处讲学，理学流行，讲学之风大盛，书院制度随着理学的发达而兴盛。
嘉靖初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大毁寺观淫祠，或改公署及书院，余尽建社学”，结果“风俗为之丕变”，“自洪武中归并丛林为豪氓所匿者，悉毁无遗。僧尼亦多还俗，巫觋不复祠鬼，男子皆编为渡夫。”
明初广东的书院为数甚少，而东莞是广东地区书院兴起较早的县域之一。据明【崇祯】《东莞县志》卷三《学校志》所载，“旧载书院凡九所……新建书院凡二十二所”，共计31所。其中，旧载9所为圆沙书院（莞城）、养正书院（莞城）、西石书院（潢涌）、象冈书院（靖康）、城南书院（莞城）、凤冈书院（北栅）、宝冈书院（鸡啼冈）、宁溪书院（大宁）、鳌台书院（厚街）；新建22所包括龙头书院（莞城）、道山书院（莞城）、西垣书院（莞城）、丹山书院（莞城）、迎凤书院（莞城）、凤楼书院（莞城）、凤台书院（莞城）、图南书院（莞城）、朝阳书院（莞城）、德生书院（莞城）、盂阳书院（莞城）、盂山书院（莞城）、盂溪书院（莞城）、七桂书院（莞城）、飞鸾书院（莞城）、同寅书院（莞城）、金鳌书院（金鳌洲）、凤山书院（茶山）、鹏南书院（茶山）、濯鳞书院（茶山）、中石书院（石排）、天南书院（大汾）。
此外，明代东莞人王希文撰有《旗峰书院上梁文》，表明旗峰书院已历经百年，嘉靖年间重修。王希文另有诗《题旗峰书院》，云：“青紫峰亭远俗尘，百年遗迹又重新。山如有主还须我，地不虚灵只在人。草色绿回秋后雨，梅馨煖入酒前春。斯文胜会元非偶，默想应知协鬼神。”
从书院创建的年代来看，养正书院、西石书院、象冈书院建于永乐年间，城南书院、凤冈书院、宁溪书院建于天顺年间，鳌台书院建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凤山书院建于明初。在洪武至弘治的137年间，广东新建书院仅有18处，而东莞在这期间所建的书院至少有8处。可见，明代东莞书院兴起较早，领广东风气之先。明代广东书院共有200余处，东莞有30多处，所占比重不小，这也充分说明明代东莞教育的发达。
从书院的分布来看，书院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是莞城，其次是虎门、茶山、万江，这与当时东莞经济发达的区域较为一致，反映出教育的发展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
书院按性质分为两种，一种是官立书院，这是一种宣讲式的书院，当官大夫公余之暇，进行讲学，辅学校之教化；一种是私营书院，大都是名儒所创建，传播学术风气，造就理学人才。东莞的书院，以私立为多，如养正书院、宝冈书院、宁溪书院等，均为邑中乡儒所建，可见当时东莞的讲学之风兴盛。
关于书院的经费来源，《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刘伯骥著）中有论述：“明代书院，数量渐多，经费来源，完全由于地产，这些地产或出于公置，或由于捐送，其他地租铺租，也有些少，但为数不多，这由于当时社会纯为农业经济，故教育经费，不能不靠田产为重要之来源。”
东莞书院的经费，按照出资者的身份，大致可以分为官员捐置、民众捐置、宗族捐置三种来源。官员捐置，指的是官员任职时，捐赠俸禄和钱财资助书院的建设和经营，如城南书院由县令吴中所建，鳌台书院由曾任宝庆知府的厚街乡贤王恪所建，金鳌书院由知县尹邦信所建。民众捐置，指的是普通民众捐钱、捐地或者置学田，资助书院的建设和经营，如养正书院，由邑人秦壬秀建，何荣逊捐“水北岸地”，梁直可、何胜保、蔡妃宁“诸君子亦各出资助之”；茶山鹏南书院，由邑人刘孔武建，在宅旁“构精舍，割腴田，以给膏火”，置田二十亩作公费。另有一种是宗族捐置，位于中堂潢涌的西石书院，便是明永乐年间由黎氏宗族的族产来修建和维持。
清代
宝安书院、龙溪书院名声在外
清代，东莞的教育体系制度更加完备，县学规模和体制基本沿袭明制，儒学产业进一步扩大，社学、书院、民间学塾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入学人数增加，科举发展兴盛。
清初，为了防止利用书院讲学议政，聚众成势，危及清朝统治，清政府严禁创设书院。顺治九年（1652年）令“各提学官……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康熙年间，政策有所松动，曾多次为各地书院颁御书匾额。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正式下谕，鼓励各地官员创建书院，且在经费上予以支持，“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远。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这一政策的颁布，极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广东地区的书院教育发展尤盛，于清代新创书院411所，其中官立258所，私立153所（《广东书院制度沿革》）。
东莞在清代新创的书院共有8所——靖康书院（官立）、宝安书院（官立）、龙溪书院（官立）、水南书院（私立）、鳌台书院（私立）、西湖书院（官立）、龙溪书院外馆（私立）和凤鸣书院（官立）。其中，官立5所，私立3所。众书院中，最为知名且最为地方官吏重视的当属宝安书院和龙溪书院（下文有详述）。
官立书院的经费，多为官府拨入的田产和店铺的租银。最初，宝安书院和龙溪书院的经费是合在一起支配的，后因龙溪书院重修并建外馆，才将宝安、龙溪两书院的经费划分开来。
延伸阅读
鳌台书院
东莞唯一有状元榜眼探花留墨的书院
鳌台书院始建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由曾任宝庆知府的厚街乡贤王恪创办，是明清两代东莞的著名学府，也是东莞唯一一所曾有状元（庄有恭）、榜眼（冯愿）、探花（陈伯陶）题字留墨的书院。
鳌台书院原址坐落于厚街长生庙侧，今乡贤亭附近，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书院进行第一次重建，移建于现址菊塘坊菊山之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书院进行第二次修复重建。1908年鳌台书院成为鳌溪小学的分校，新中国成立后书院改办为厚街中心小学。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书院主体建筑被完全拆毁，只剩下大门匾额和断成两截的石联，两侧厢房和正门后来被改建成可用于教学办公的楼房，直至1998年9月中心小学迁址。2008年书院经历史上第三次涅槃重生，由厚街镇政府斥资两千余万元全新重建，并于2012年12月竣工。
鳌台书院自创办以来，共出过3名进士（2名文进士：王缜、王应遇；1名武进士：王万年），20多名举人。
据厚街文联专职副主席、鳌台书院负责人欧明炽介绍，王恪的儿子王缜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乡试中举人，弘治六年（1493年）登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是鳌台书院培养出来的第一个进士。近代以来，更是走出了王作尧、王永华、王荻、王永等一大批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的各类优秀人才。
重建后的鳌台书院总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650平方米，由正门、中堂、奎星楼构成东西走向的三进结构，南北共有12间厢房，主要用作展览、培训、创作、教学等用途，实现了“一房多用”的功能，“三雕两塑”“书院八景”汇聚书院工艺及景点的精粹，别具韵味。
自2012年12月交由厚街文联管理运营以后，这所有着500多年辉煌历史的书院，焕发新的时代光彩——年均举办活动逾百项，创办10多项以“鳌台”命名的文化活动品牌，如东莞书法最高奖——“鳌台书院奖”东莞市书法篆刻大赛、“鳌台书院杯”青少年千人现场书法大赛、鳌台讲坛等，成为厚街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和重要阵地，被誉为东莞文化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宝安书院
清代东莞知名官立书院
宝安书院，为清代东莞的知名书院。其前身为宝安义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知县郭文炳捐俸银一百二十两建宝安义学于德生桥之东（今东莞中学南区西南角）；雍正十二年（1734年），知县沈曾同移建至卫守旧衙（今东莞中学北区正门西部），改名宝安书院，并撰有《宝安书院碑记》；乾隆二年（1737年），知县印光任捐俸重修宝安书院，增膏火田七十亩。
沈曾同的《宝安书院碑记》，详细记录了宝安书院的具体位置及建设规模：“计纵十有三丈，横七丈四尺有奇。前临卫街，后抵社仓，东宝安仓，西温氏宗祠……临街面南，屋三楹，广三丈有六尺，深一丈四尺有五寸。正中设重门，旁则守舍……次讲堂三间，广如前，深二丈有四尺……又次为重屋，广亦如之，深如讲堂之数……楼之高三寻，俯盂山如案，城外黄旗峰矗立云际，耸翠檐牙之外……两旁翼以席舍，各九室，室广丈有一尺，深如其广加尺者二……楼后附墙为轩，其数七，北向，广深称其地之隙，庖廪湢井之属备具焉。周以缭垣，树之薪木。统而仍其名曰"宝安书院"。”
当时，宝安书院所聘山长多为名士，李黼平、张维屏、何仁山等都曾主讲于此。1926年，宝安书院被拆除。
龙溪书院
育才有方，陈伯陶、张其淦等皆出于此
龙溪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为知县印光任率绅士所倡建。清乾嘉以后，邑中科举人才，相当部分从这里培育出来，如解元（乡试第一名）何仁山、探花陈伯陶、进士张其淦等，皆曾是龙溪书院的学生。
龙溪书院院址设在石龙，因石龙是广、惠二州舟楫往来的必经之地，书院建置于此，惠及不仅一乡一邑。
龙溪书院原址在今红棉路，其前身是龙溪义学，清乾隆四年改建为龙溪书院。道光元年（1821年），因书院倾圮日甚，知府罗含章率知县以及戎厅、京山司这两个厅司管辖的士民进行重修。罗含章曾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署东莞知县，尤为重视宝安、龙溪两书院的建设。
其时又因院舍狭小，邑绅尹廷铎倡修龙溪书院外馆，历经三年才建成，馆址选在水南头，罗含章在《增修龙溪书院碑记》中详记此事，“择距旧基里许水南乡之种花地，增筑外馆一所。北枕罗浮，南临杯渡，山川映发，水木清华，洵造士之胜区，藏书之福地也。斤斧三年，聿成院宇三大进，翼以两厢，环以围墙。新旧两院，计费万金”。可见，龙溪书院及外馆的修建耗资不菲。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兴办学堂，龙溪书院被废置。自清乾隆四年创办以来，历时160多年，邑中人士肄业其间者数百人。
清宣统元年（1909年），东江大水，挂影洲决堤，水南头首当其冲，龙溪书院外馆被洪水冲毁。在红棉路的正馆也因颓垣败瓦，在民国以后被拆除。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其遗址建克怀医院。
书院的负责人称“山长”。据郑师许的《龙溪书院考略》载，因地理环境特殊的关系，龙溪书院，其地位与惠州府丰湖书院、肇庆府端溪书院相当，故所聘山长，颇多杰出之士，包括林茂封、黄之球、卢应、邓淳、韩荣光、陈澧、蒋理祥、容鹤龄、邓佐槐、黄家驹、崔永安、张其淦、桂坫、尹庆举等。
参考资料
1.《东莞古代史》，谌小灵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2.《东莞明代科举文化》，李宁利、彭劲松著，文物出版社，2018；
3.杨宝霖《明代东莞教育兴人才盛》；
4.郑师许《龙溪书院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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