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夏：哲海泛舟六十载一生为学未停歇

2007年，张华夏在爱丁堡与休谟雕像合影。陈晓平摄

《自然科学的哲学》（张华夏译）。

《物质系统论》（张华夏著）。

《自然辩证法讲座》（张华夏执笔）。

在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和系统哲学领域，张华夏先生建树颇丰。他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学人品格，以及博大的学术情怀和坚持不懈的学术精神。他曾在《我的哲学追求》中写道：“生命不息、探求不止，一切名誉、地位、阶段成就，都是短暂的，只有不断地探求真理本身，才是永存的东西！”

学海回眸

张华夏，1932年12月出生于广东东莞，祖居东莞可园，父亲张启正是张敬修侄子张嘉谟之孙。1950年，就读于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政治教研室教《中国现代史》课程。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导师是苏联专家、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柯斯切夫教授。1957年，张华夏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毕业后的张华夏再次回到华中工学院任教，曾任哲学教研室主任。这是张华夏哲学生涯的第一阶段，主要从事哲学原理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林万和教授组织了“自然辩证法进修班”。在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简释》，这二者对于当时的张华夏产生了深远影响。1962年到1963年，张华夏参加进修班，整整一年的时间，他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句一句地“啃下来”。

除了逐字逐句读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张华夏认识到，自然辩证法主要就是关于物质运动形态及其发展机制的学说，在由贺麟、苗力田两位教授的帮助下，张华夏补习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小逻辑》，这为张华夏今后进一步研究自然辩证法打下了扎实基础。

受《自然辩证法简释》的影响和启发，1974年，为满足工农兵学员、教师，特别是老教授们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需要，张华夏花费半年多时间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一书。该书内容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按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目录的次序，把不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其他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经典论述几乎无遗漏地编辑进去。

在20世纪70年代，由张华夏执笔（署名华中工学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自然辩证法讲座》（湖北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得以出版，全面总结了张华夏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考据性研究。

张华夏回忆，他详细了解了20世纪30年代苏俄哲学教学体系以及20世纪50年代苏联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过程，这对他系统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体系的发展历程有很大帮助。

此外，在这个阶段张华夏还对数学与物理有着特别的兴趣，因此也对数学哲学、数理逻辑、物理学、化学以及一般科学史的方法论做了不少研究，还曾发表多篇论文。

1977年10月，张华夏返回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重新组建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并任教研室主任。同年12月，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召开。张华夏受于光远的特别邀请，以中山大学自然辩证法学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还同时召开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这次会议制订了《1978-1985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这为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及学科的建立开启了新篇章。

张华夏的哲学生涯也随之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张华夏谢绝了一切担任行政职务的邀请或建议，全身心投入哲学研究和教学中去。

在这一阶段，张华夏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哲学与系统哲学；另一个是科学哲学。

在自然哲学与系统哲学研究中，他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观念建构新的自然哲学或自然观念的体系。其间，他尽己所能最大程度搜集现存的系统哲学资料，并加以分析与整合，出版了《物质系统论》（浙江人民出版社）和《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等主要著作。

此外，张华夏还将20世纪科学的自然观念界定为物质系统自组织层次演化观，研究“物质系统”“系统自组织”“物质层次结构”“宇宙的演化”等相关内容，建立了自然辩证法的新体系。尽管在某些细节上，张华夏的论述可能存在经验材料不足或思辨构想不够，但在总体上，张华夏认为，这个理论结构比以物质运动形态及其转化为中心的自然辩证法体系前进了一大步。

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张华夏将它划分为“科学探索”“科学结构”“科学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利用他在第一阶段自修得来的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知识，张华夏很快掌握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和“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在这一方面，张华夏翻译了20世纪科学哲学创始人的两本世界名著，即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三联书店）和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他还为此写了一本专著《综合与创造》（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1990年，张华夏在英国阿伯丁大学从事访问研究，任该校资深研究员。1988年，张华夏在不知道张相轮、关毓信也在翻译邦格（MarioBunge）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情况下，也翻译了这本书，并为翻译事宜致信邦格，请他为译本写序言。

很快，张华夏便收到邦格所写的译本序言。但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已先行出版了张相轮、关毓信的译本。于是，张华夏便将邦格所写译本序言和他对《科学唯物主义》的书评一起，投到《哲学研究》发表。

张华夏回忆，在序言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邦格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建立一个精确的、系统的、科学的、动力论的、系统论的、实现论的、进化论的唯物论本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张华夏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

系统哲学、自然哲学、科学哲学这几个领域的研究，使张华夏深感寻根问底的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于是，他从1993年开始，便返回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张华夏也随之进入哲学生涯的第三个阶段。

1997年，张华夏完成《实在与过程》一书，它的副标题是“对本体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这是张华夏计划写作的哲学原理第一卷。在这本书最后一段，他写道：“如果环境条件和本人的健康状况容许我继续研究和写作，并有足够的灵感的话，我很愿意推出哲学原理第二卷，它是对认识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称为多重真理观。还可能有哲学原理第三卷，这就是对价值哲学和人本身的探索与反思，称为多元价值说。”

此后，张华夏陆续著有《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对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一种系统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批评》《道德哲学与经济系统分析》《系统哲学三大定律》《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等书。

从中山大学退休后，张华夏仍然奋斗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曾任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术学研学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会长等，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2019年11月18日，张华夏在广州逝世，享年87岁。

学人简介

张华夏先生出生于1932年。他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和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改革开放以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后为华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复杂系统科学哲学和道德哲学等。在这些领域，其著作等身、建树颇丰；特别是在前两个领域，堪称中国学界的领航者和奠基人。

学人评价

张华夏是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中最活跃的成员，他对学术的热情使整个委员会的研究氛围变得生动起来；张华夏在学术研究上追求体系化，真正做到求真、求善、求美全面发展。

——范岱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前会长

华夏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复杂系统科学哲学和道德哲学等。在这些领域，其著作等身、建树颇丰；特别是在前两个领域，堪称中国学界的领航者和奠基人。华夏先生是一位睿智豁达、笃学慎思、富有创见、勤奋多产的哲学家，他对哲学的爱好发自内心深处，以此安身立命。对他而言，哲学研究绝非只是生存的手段，更主要的是其生存的方式。正因为此，他在有生之年，始终没有放松研究工作，反而功效越来越高超，成果越来越丰硕；仅在退休（1996年）之后发表的专著就有七部之多，让吾等后辈望尘莫及、望洋兴叹。

——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所长

张华夏教授是我国著名科学哲学家，80多岁仍在研究，做真学问，并好玩！先生做真学问，而愿意主动进行讨论，没有年龄大小之分，只为真理而追求。

——吴国林华南理工大学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所长

学人风采

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儒家伦理

——对儒家伦理思想作科学哲学反思的几个问题（节选）

文：张华夏

儒家天人观与生态伦理学

儒家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伦理观，有它的落后的一面。它用“天道”解释人伦，认为人伦是效法自然的产物。君臣上下之礼，是效法天地、山泽的高低之分；夫妇外内之别是效法阴阳二性的划分；人类社会的法律刑罚，是效法自然界雷霆之震怒；仁义道德是效法自然界养育之恩。这就是孔子的“则天说”：“唯天为太，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汉代大儒董仲舒则将则天说发展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即人则天，天则人。“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温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种天道人伦的道德连续体引导人们研究天道只为人伦甚至只为巩固封建道德服务，大大妨碍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的研究。近代科学兴起和工业社会的建立必定要批判儒家的这种天人观，撇开自然界的第二性质（感性现象）和第三性质（善与美）来集中研究自然界的第一性质，发展出一套机械的自然观，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最后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由此大大增加人们的物质财富，使人类的生活福利比之农业社会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但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也不知不觉地发生异化，发展成为一种费尔阿本德所说的“科学霸权主义”，以为科学可以决定一切、统治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无须顾及自然界的物质循环、物质局限，也无须顾及伦理的约束。这种科学霸权主义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或天人关系上，有两种基本的态度：（1）不承认或实际上不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不承认或实际上不承认人与自然要和谐协调的发展，而强调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使自然界成为人的奴隶。（2）只承认人类这个物种的福利，不承认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个物种的福利；只承认人类自身的价值，不承认整个地球乃至整个自然界有它自身的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因而对地球的存在与发展不承担责任与义务。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念和人类利己主义的伦理思想导致人为在破坏自然和毁灭自然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导致资源匮乏，能量枯竭，环境污染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到来。

20世纪末兴起的生态科学及其相关的生态伦理全面反思了工业社会的天人观和伦理学，提出了一种需要在21世纪广为推行的观念转变。这就是承认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只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界是整体与部分、父母与子女、家园与栖息者的关系，对于“天父”与“地母”，不是要去征服它而是要去保护它。这就是承认自然界以及整个生物圈有自身的价值，不但要维护人类的福利，而且也要维护生物圈的其他物种的福利，因为我们与它们有共同利益，同舟共济。所以仁爱观念应该推广到自然环境，推广到整个生命世界的基因库，推广到整个自然界。这也是与上节所说的自私的基因无矛盾的，利己的基因会产生出利他主义与博爱。

这种新型的生态伦理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不但与我国古代道家的“冋归自然”相一致，而且也与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相吻合。这就是本文在第一节中所谈到的新科学技术及其伦理结论会对工业社会对儒家伦理的批判进行一种重新批判。儒家天人合一论在它的诸多具体论述上，在它为封建伦理辩护的诸多方面根本上是错误的，但它的总体观点要求我们以天为良师，以天为慈母，要爱护自然、效法自然的观点都是合理的。

孔子说过“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这里说的是天道与人伦相通。如果将赞天地之化育，解释为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生态系统之物质循环只能保护不可破坏，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就是一种生态哲学思想了。而孟子从他的天人协调出发更具体地谈到环境保护的原则。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龟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就是强调保护山林，保护水生动物资源，适应环境进行农业耕作。这是古代的环境伦理学。

更为重要的一点，在儒家的思想中还包含着要将仁爱的伦理推广到自然界去的思想。孟子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包含这种思想，朱熹所说的“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物，一禽一兽，皆有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妖夭，不覆巢，此便是和内外”（《朱子语类》卷十五）也包含这种思想。

（因篇幅限制，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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